建国后第一强奸大案-“双桥老流氓”– 一个人潜入京东村庄强奸380人

“‘双桥老流氓’？谁让你找我问这案子的？”老孙瞪了萨足有半分钟，忽然眼睛一翻，厉声问道。
就这一声，萨差点儿把采访的笔记本儿扔了。老孙生得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寒暄的时候慢声慢语的没觉得，这冷不丁一发威，二目如电，那感觉活活让你想到西门庆碰上了张翼德……

这什么比方阿？

算了，我承认让老孙唬得阵脚有点儿乱。

还好带我去访老孙的那位老大过来帮忙了：“孙队，你别拿预审那劲儿啊，他没进去过，不适应。是我让他找你的，这案子不是你破的吗？不问你问谁啊？”回头一拍老萨肩膀，“行，兄弟，没给我丢人，孙队破南口枪击案的时候，一瞪眼把嫌疑犯都吓尿裤子了……”

我靠，你知道他这毛病不提醒我？！

“双桥老流氓”案，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震动京师的大案，共发生380起案件，警方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历时10年，却束手无策，最后在偶然机会+机缘巧合下才告破了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老孙看人和正常人不大一样。正常人看人就是两只眼睛看，老孙看人，眼睛在看，浑身的肌肉都跟着眼神走–后来才知道，这是外勤刑警做老了做出的毛病，让他盯上，下一个动作就是随时往上扑！

“不要紧，你跟他讲吧，不然他老把咱们写得跟五通似的。你跟他说说这个案子，让他知道知道咱们难受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那位老大苦笑道。

也难怪老大这个表情。日前老萨写过一个反映刑事侦破的系列《京师四小名捕》，其中情节取自北京警察的案件甚多。结果一位南方警界大佬进京视察，专门找了我那文中描述的一位京师捕头相面，双方掰了掰手腕之后。大佬说还好还好，老兄做事总能比他人深一步，果有独到之处……但好在你还是警察，这我心里就踏实了。真照那本书里写法你肯定不是警察，是妖精太岁！跟妖精太岁做同行，老哥我要抓狂地。

其实并不是老萨写的不真实，关键问题是专挑了过五关斩六将的买卖开张，让人感觉京城捕头破案跟掰玉米棒子似的手到擒来，难免让内行觉得怪异了。
于是，这位老大跟我说，咱北京警察啊，威风八面的时候有，秦琼卖马的时候也有，你得了解这个。
我说我倒是想了解阿，要不你带我访访，谁有破得特艰难的案子。比如，你吧，你有没有？
别，别扯我，我这儿的案子好像还真没有太难的。
那……对了，“双桥老流氓”那案子你有熟人吗？那案子最后破了吗？
“双桥老流氓”？老大沉思良久，说我想起来了，那案子最后是破了，破这案子的还是我一哥们儿……
就这么着，找到了孙队。老孙是13处1科出身的，这个处曾经号称“天下第一处”，专破大案要案，“双井老流氓”的案子，正是交由他们经管。
有老大解释，老孙总算是放了心，他说不是我小心过度，这案子，第一牵涉面太广，不知道你是从哪个路数来的。我怕生事；第二这案子……当警察的我们不愿意提，它丢人啊！今天你到双桥地下通道那儿去看看，有一个修车的，那就是我同事，唐山人，非常好的一个刑警。破这个案子破伤了心，一直就没缓过来，后来干脆辞职修车了。对了，你怎么知道这案子的？

既然人家问了，我就得如实交代–俩天字号的刑警守着，我倒想不如实交代也得成啊！
“双桥老流氓”，是北京文革中开始出现的一个著名流氓团伙。据老人讲，这个团伙专门入室强奸妇女，兼做抢劫，活动于朝阳区，通州区，顺义等地。在我刚出生不久就有关于这个作案团伙活动的传说，直到我十来岁，粉碎四人帮已经数年，仍然不断有关于它的传闻。“后海小混蛋，双桥老流氓”，是谈文革时期北京治安问题时，民间常常说起的两大话题。“后海小混蛋”的传说毁誉参半，或曰其罪恶累累，或曰其义薄云天，至今在“好人圈”里难以定评。不过，“小混蛋”影响有限，因为他在文革还如火如荼的时代就死于一次震动京师的斗殴，而且死得十分惨烈，至今在“坏人圈”里提起“小混蛋”的死仍然少不了人竖一下大拇指。而“双桥老流氓”则如同不死怪物一样始终隐藏在人们记忆的阴影中，在这个团伙活动最猖獗的时候，通县朝阳的工人都不肯上夜班，要在家守护媳妇孩子。听说这个团伙先后作下两百多起强奸抢劫案，影响之恶劣不言而喻。既然说到北京警察有秦琼卖马的时候，那，这个案子，应该算了吧。
老孙抽着烟听我说这个案子，最后说，成啊，还有人记得这个案子呢，都快三十年了，我以为早就让人给忘了呢。你说的，还真有几分对得上。不过，你说的有两处不正确。
哪两处？我问。
第一处，“双桥老流氓”强奸抢劫连环案，一共三百八十起，每起受害者少则一人，多则五人，并不是两百余起。
第二处，“双桥老流氓”并不是一个团伙，其实，这所有的案子，作案者都是一个人……
什么？！一个人做了三百八十起强奸案？这怎么可能？
老孙苦笑一声，说你觉得邪吧？我也觉得邪，。其实，这案子还有一个代号，叫“十八里店飞毛腿”，因为它最早发案的地方，在朝阳区十八里店，作案的那小子，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就叫“飞毛腿”。
一个人，做了三百八十起强奸案。我觉得邪，老刑警孙队也觉得邪。但是没办法，事实如此。对这个曾让京城捕头们困扰了十年的奇特案犯，老孙给了一句评价–“他的想法，从来没跟我们一样过。”
这大概也是抓捕“飞毛腿”最让警察们头疼的地方了。
实际上，因为这个案子前后牵涉太广，除了老孙提供的材料，我特意和其他警界人员进行了核对和交流，以保证其内容的可信。比如，我曾和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警务人员问起，这三百八十起案子，是否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会不会有别人的案子混在里面。那位同样熟悉此案的老警察很坚决地表示，没错，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事实上，“飞毛腿”最后被擒，正是因为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已经确认这些案件都是一人所为，所以才能够通过作案手法的比对将其归案。
这位老警察还谈到了一个细节–在预审的时候，“飞毛腿”居然对三百八十起案件（实际上有些案件如果不是他交代，受害人都没有报案）中每一起的细节记忆清晰，补充了大量警方不掌握的线索，甚至多次和警方斗智斗勇的前后经过都能叙述清楚。起初，有些警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后来才逐渐理解–“飞毛腿”的作案，酷似吸毒，从最初的偶尔作案，到后来则变成不能自拔。每次作案对他来说都是生命中最刺激和最有快感的事情，总要反复回味。甚至到不作案，简直就过不下去的地步。人对自己经历的这种极刺激的事情总会记忆特别深刻。你若问他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他也记不住。
从哪儿说起呢？老孙挠挠头。
这案子，最初不是交给我们13处的。老孙说。
最开始抓“老流氓”的抓法很不正规，主力极有时代特色，叫做“首都工人民兵”，那动作简直跟打个战役似的。
工人民兵，最初是我国作为预备役部队建立的准军事部队，跟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一个性质，只是人数最多的时候高达两千万，这就没一个国家能比了。在特殊的时代，工人民兵很快从单一的预备役部队变成了万能胶和多面手。搞宣传，派民兵，抓特务，派民兵，来外宾，派民兵，开批斗会，派民兵，连教街道老太太认字，都用过民兵。在文革公检法陷入相对混乱的时代，工人民兵在北京更成了类似今天武警的角色，经常被用来应付突发事件和治安恶性事件，虽然装备和训练远不能和正规人员相比。
让民兵抓“老流氓”，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招儿。
“飞毛腿”案第一起，发生在1972年夏天。当时报到革委会，情况是有一案犯蒙面裸体夜入十八里店一农村民宅，强奸了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媳妇。受害人半夜惊起，连案犯的身高体态都说不清。
不久，就发生了第二起，这次地点在靠近今天朝阳区边缘玛钢厂收费站，也是农村，案情几乎相同，唯一区别是案犯自称“老流氓”。此后，这样的案子接连发生，都是强奸，顺便盗窃，作案范围以朝阳区双桥为中心，方圆大约10里，最远的到通县，顺义等地，每一次案犯都自称“老流氓”。面对一系列恶性案件，当地治安部门束手无策，引发了极大震动，“老流氓”的称呼也不胫而走。
案子很快惊动了当时首都的一把手吴德同志。
有人说文革时候治安好，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老实，我们的治安一向不错，不是文革开始，治安变好–文革叫动乱那可不是白叫的。
文革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这儿咱们就不讨论了，咱们说这案子。
因为治安一直不错，吴德听汇报，知道自己辖区竟然还有如此无法无天的人物，大为吃惊。吃惊之后就是严加部署，要求务必将其捉拿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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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是在冀东军区当过政委的，指挥部队习惯了千军万马，抓“老流氓”一出动就是三百工人民兵。
搁现在，要在双桥这么干，吴德同志自己可能就进去了。要知道，在北京动用三百名武装力量绝对是个大事儿。九十年代，北京有一位公安局副局长碰上一起硬茬的案子，出动了九十九名防暴队员（一共一百个，他留了一个看家）下手。这九十九名身穿防弹背心的防暴队员手持微冲，训练有素，沿着长安街风驰电掣而去。任务倒是给他们完成了，局长同志的检查也开始写了。写了无数次都不能过关，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深刻呢？
最后担任审查的老大总算看在同行份儿上给了局长同志一个底–“九十九个实枪核弹的防暴队员，中南海都能让你冲进去了，你自己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有这个底，局长才明白自己捅了多大漏子。
后来碰上这位局长同志，老萨实在忍不住，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您那九十九个防暴队员，要是真的冲中南海，能冲进去吗？”
局长大人属于那种很实诚的人，嘿嘿一笑，说：“冲，大概是冲得进去的，能不能出得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文革的时候，对武装力量一样看得严。不过，抓“老流氓”的时候，双桥还算是北京远郊的地方呢，所以吴主任还能打打擦边球，过一把打战役的瘾。
抓“老流氓”出动三百民兵面子实在是够大的，要知道，国民党空中高手叶常棣少校被击中跳伞，抓他才出动了五十呢。
在谈“老流氓”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老孙。说这个案子迟迟不能破获，是不是和当时公检法被砸烂，治安案件的侦破不正常有关？
老孙说这个倒是关系不大，因为当时投入了大量的力量来想抓他的。这种投入不亚于今天部督大案的力度。老孙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当时下面是乱成一团，但较高层次还有一批骨干顶着，一旦出事，而且上边想解决，还是有专门的力量来解决问题的。比如，这案子后来交给一处，那就是上边下了决心，集中警力办案的情况，至于抓不着……抓不着这个话怎么说呢？反正你不能说不怪我们太无能，实在是那谁太狡猾什么的吧……
问题是，出动三百名工人民兵固然声势不小，但抓“老流氓”毕竟不是攻山头，李云龙的招儿，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啊。
可老孙对吴德主任这一招评价一点儿也不低。所谓蛇有蛇道，狼有狼道，只要用对了迫击炮也能把鬼子飞机打下来。吴主任的招儿破案固然不正规，但和他的身分很符合，人家是游击队出身的，打这种人民战争有经验。
老孙说你可别小看游击队出来的，我们13处8科，专门处理跨国案件的，第一任科长张黎明，原来就是房山游击队的队长阿。
不知道吴主任是不是按照抓鬼子特工队的法儿琢磨的，三百名民兵撒出去，在几个被认为“老流氓”可能作案的村子重点设防。这一设伏还真准，第一天，“老流氓”就撞了网。
说起民兵抓“老流氓”，公安干警的看法是一半佩服一半惋惜。
佩服，在选择设伏地点出色，应该说，对“老流氓”下一步可能在哪儿作案，当时的推测是很准确的。此时的“老流氓”还没有后来那么狡猾，工人民兵设伏的几个点，其中一个，他当晚就去作案了。说他撞网就是这么回事儿。后来警察再设伏，这小子可就没有这么痛快来的了。
惋惜，是民兵毕竟没有受过公安训练，抓捕失败。用现在电子游戏的说法形容，这等于给对方增加经验值呢。干警对案犯，如同猎人对野兽，这属于天敌。问题是如果你老给他送经验值，那野兽久练成精，变成《西游记》里头那种怪物，人会的他都会，人不会的他也会，那猎人可就麻烦了。
那一次，工人民兵奉命设伏，但是中间出了一点问题。因为指挥行动的是军人出身，注重保密观念，所以第一设伏人员不进村，在村外设伏，第二，设伏的村子里，只通知到村干部，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民兵要在他们村儿抓“老流氓”（此后设伏，都通知到每个村民）。
结果，“老流氓”到某村作案，他黄昏进村，民兵还没到位，半夜作案，民兵在村外的野地里，仿佛给他站岗，直到他作案完毕，跑了，受害人惊魂甫定，喊叫起来，民兵们才恍然大悟村子里出事儿了。
不过，到底是准军事部队，发现出事儿了，民兵们马上打开手电筒，点亮火把，在村子四周开始追击搜捕。指挥部也立即调动其他几个村设伏的民兵跑步向该村前进，封锁其四面通道，抓捕“老流氓”。
从他作案完毕逃走到受害人喊叫，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老流氓”能跑多远呢？民兵们在周围的田野中开始拉网搜索。黑夜中，不断有人发现目标，但尽管调动人员围追堵截，始终没有抓到。外面抓得热火朝天，指挥部里的人员却渐渐皱起了眉，只见代表犯人的小旗一会儿插在村东，一会儿插在村西，一会儿在村南，一会儿在村北，一会儿过了河，一会儿又回到村边，范围不断扩大，甚至有同时在两三处发现目标的。
听到这个叙述，我的感觉是足球场上同时出现了三四个范巴斯滕，个个走位飘忽
指挥部明显感到已经对抓捕失去了控制，只怕今夜难有收获。
不出所料，一直忙碌到天亮，一无所获。负责行动的指挥员站在村口四面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只见这个小村子四面阡陌纵横，一马平川，连个碾盘之类的藏身之处都没有，就这么个地方，几百名民兵搜了一夜，可说即便一只兔子也给搜出来了，可“老流氓”愣是踪影皆无。
指挥部得出结论，此人或是在民兵尚未合围之前，已经从拉网的缝隙中逃脱，或是在夜间和民兵接触后每次都跑过了围追堵截，最终突围而去。
这小子跑得也太快了。失败之余指挥员深感沮丧。
万般无奈民兵们只好向上报告抓捕失败，恼火的上级这才想到破案毕竟应该是公安部门的事情。
13处被委以重任。民兵撤离两个小时之后，13处组长常占魁带几名侦察员，乘一辆拉嘎69吉普车赶到了案发现场。
从这个情况来看，我推测13处早已经在注视这个案子（按文革前的正常程序，所有凶杀，强奸，爆炸这类大案，都是13处的），并悄悄做了准备。只是上级不发话，自己也不好插手，所以他们才能一得到命令在极短的时间内到达现场。
或许，也有想来一个专业的“闪电战”，给公检法系统争口气的意思。
别说，专业人员就是不一样，到达现场仅仅几分钟，13处就弄明白了昨夜“老流氓”的行踪。
他怎么跑出民兵们的包围的？
答案是–他根本就没跑。
受害人房后有几堆秫秸杆，侦察员们很快在那里发现了案犯曾经隐匿过的痕迹。
“飞毛腿”被捕后供述，那一次，他作案完毕刚离开现场，受害人就叫起来，周围立刻人声鼎沸，自己根本就没法跑。没法跑的情况下，此人回头就撞进了受害人家的秫秸秆堆，在里面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看看周围已经无人，还方便了一下，才悠悠然赶去上班。
民兵缺乏刑事办案经验，没有搜索现场，只是向外拉网追赶，出现了“灯下黑”的问题。令人扼腕的是，根据对案犯留下的排泄物内部温度进行测定，此人直到侦察员到达之前一个多小时，还藏在秸秆堆中！
只差了一步！
至于民兵在夜间发现和追踪的目标，也基本弄清–指挥部当时下令其他各村民兵赶来支援，不相统属的大量人员集中于同一块搜索地域，夜暗中很容易出现把“友军”当成目标的情况。这种误会引发的人员调动又造成新的误会。人多反而增加混乱，这就是世界各国古代军队的优秀统帅，在组织夜战时都十分谨慎的原因。民兵们整夜都在自己和自己捉迷藏。
对当日情况形成报告后，这个案子正式交给13处进行侦破。
当时13处业务很强，不久就总结出了“老流氓”的作案特点–
从发案情况来看，“老流氓”作案的区域主要集中于当地农村地区。当地农村的住宅大多为单独院落，彼此之间略有距离，案犯作案时有较大的空间。侦察员们还发现，当地住宅的一种建筑特点，给案犯提供了方便。当地习俗，房屋的窗户上半部糊纸，下半部为玻璃，没有挂窗帘和锁门的习惯。因此，案犯很容易踩点和观察目标的活动，确认其家中有无男子。
当地虽然是农村，但男性青壮年大多在京郊工厂，如朝阳焦化厂等地上班，很多人需要上夜班，家中只有妇孺。案犯袭击的，主要是带孩子的单身少妇。当地人一般都住东屋，案犯从西边无人居住的房间拨开窗户进去，到灶间脱衣服，只用黑纱蒙面，进入女性住屋实施犯罪。作案时通常先把刀放在孩子脖子上，说“我是老流氓，让我玩会儿，不然我杀了你孩子。”
此人作案颇为疯狂，有受害人一连被他侵犯三四次的情况（据说当时有位参与侦破的痕迹专家称其有“返祖现象”）。作案结束后，他退到堂屋，穿好衣物后逃离。
有时，也袭击单身女性，或多名女知青宿舍等，兼盗窃财物。
然而，警察们也发现这个案子颇有令人挠头之处，那就是案犯作案的时间间隔毫无规律可言。有的时候，警方集中警力进行侦破的时候，他顶风作案，有的时候，却又长久沉寂。这和有的惯犯一段时间不作案就会难以忍受而去犯罪，或者一次犯罪后满足而较长时间不去犯罪的情况完全不同。
这孙子作案怎么一点规律也没有啊？侦破经验丰富的13处老手们，对此也感到茫然。
这个古怪的规律直到案犯被抓捕归案，才算弄清。
原来，此人作案的前提竟然是–和老婆吵架。
所谓的“老流氓”和妻子在性生活方面不太和谐，但并不是每个有这种问题的男人都会弄到要出门作案的地步。关键是每次他和妻子吵架之后，就会变得十分冲动。而他冲动的方式并不是满院子举着菜刀乱转，而是出去作案。
于是，就会发生他下午和老婆吵架，晚上去作案，半夜回家老婆气怒未消，又吵起来，结果他又出去作案一次这样的事情。
知道他作案的诱因居然是这个，警察们估计要上吊的心都有。对苦苦搜寻其作案规律的警察来说，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小子在挑衅专政机关。
其实，他倒还真没这个意思，只是夫妻打架这种事儿，哪有规律可言！
事实上，办案中警方确曾把他列入犯罪嫌疑人之中，有便衣警察在他住宅附近监视过，曾亲眼目睹他们两口子打架。但是谁会想到两口子为了袜子没洗干净这样的事儿吵架，会引发一起强奸案呢？！
说起来，既然已经把他列入嫌疑人了，怎么还没能把他抓起来呢？实际上警方曾经非常靠近案犯了，但从逻辑上的不合理之处，又使警方一直没有走出最后一步。这和他给警方产生的误导有关。
首先要说明一点，在警方进行侦破过程中，被列入嫌疑名单的人远不止他一人。警方在工作中不断排除，不断寻找新的嫌疑人，总的方向是试图逐步缩小嫌疑对象范围。
这个过程中，他就被放到外围了。
当时“老流氓”作案，有一个特点是经常顺手盗窃。但是，当时的农民颇为贫困，在今天的贼看来，并没有什么贵重得值得一偷的东西。“老流氓”盗窃属于不管不顾，有什么偷什么的类型，有一次竟然作案后把人家一口袋七十斤大米偷走了。
因为已经确定案犯每次作案都是步行，不使用交通工具。所以，扛着七十斤大米能走多远，警方分析了一下，画了个三公里的圈，认为这个圈里面的嫌疑人显然作案可能更大。
不幸的是这个案犯的家，是在案发现场十几里外，也就是说距离超过五公里–谁会背着七十斤大米走五公里呢？那还不得累死？开句玩笑说，扛七十斤大米走五公里，费这个劲还不够车票钱呢。

偏偏此人就是这么干的！
一是体力，一是思维，此人都很是与众不同。
这样，虽然没把他从嫌疑名单上排除，可是也没有把疑点向他身上聚焦（还有一个原因，后面也会讲到）。
“老流氓”的思维与众不同，这一点让警方万分头痛。
比如，13处接手案件之后，曾提醒当地居民做好自我防范。但是，几个月下来此人却一直没有作案（这段时间他家庭和睦，没有吵架）。老百姓毕竟不是军队，还要过日子生活，略一放松，他又来了……
再比如，他到某村作案，警察随即赶到，调查案情，查看线索，分析下一次他可能到哪里。
不料警察刚走没两天，他又来到了上次作案的这个村子，袭击的还是同一个受害人。
警察们再来，这次分析，感觉这小子胆子太大了，竟然敢于回头，所以，必须对以前受害的人员加强保护。
的确，强奸案敢吃回头草的太少了。可是，他竟然敢！
结果，警察们还在忙着查找所有以前受害人地址的时候，又有报案的来了–还是同一个受害者，他第三回又去了……
这件事把警察们气得暴跳如雷–我们刚走啊，他还敢去第三回？！
这也让警察们对受害者感到极大的歉意，真有一种老百姓养你是干什么吃的的慨叹。
难怪警察们认为他是在挑衅专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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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起特别的案件–某村一个妇女主任遭到“老流氓”的袭击，但是在他进门的一瞬间，这个女的发觉惊起，并果断把门推上顶死，结果“老流氓”作案未成。
这也是警方记载中他第一次作案未遂。
警方当即上门调查。这个妇女主任的家所住的地方与其它邻居间隔较远，丈夫上夜班，罪犯从房屋一侧拨窗而入，在堂屋乡下常用的大灶旁脱了衣服，而后试图进入卧室作案。一切都和“老流氓”作案的手段符合。被挡在门外之后，他试图从窗户进入，再次被挡住，于是站在窗外，用言语调戏，并声称这次不成，自己还要再来。
尽管是当妇女主任的，但受害人也被吓到几乎精神崩溃。
调查完之后，警察们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人提出一个看法，认为“老流氓”说还要来，并不是说说而已，他很可能真的会再来。
考虑到案犯猖狂的作案习惯，这个看法受到了常占魁组长的支持。于是，警察们决定，就在这个妇女主任家里设下埋伏，守株待兔。
《水浒传》有一节小霸王大闹桃花庄，山大王周通要强娶桃花庄老庄主的女儿，花和尚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结果，喜滋滋入洞房的周通被藏在里面的鲁智深痛打一顿，几乎丧命。
这次，公安干警们准备当一次鲁智深。
但是，从以前的作案规律看，案犯作案前，对目标周围的情况都要进行仔细的观察，直到确认安全才出手。假如没有目标，设伏根本就没有意义。
常占魁有的是办法，他让一名相貌清秀的侦察员冒充这个妇女主任。这个侦察员穿上和那个妇女主任相同的服装，预先藏在村外的树林里。妇女主任假作出村抱柴禾，回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掉包。这名侦察员甚是机警，装得天衣无缝。事后审问”老流氓“时，他表示当天几次窥视，都没有看出破绽。

就在午夜刚过的时候，老侦察员常占魁凭借一双夜眼忽然发现，村外一个土坡的后面，慢慢地冒出一个人来，借着地形地物开始向村边移动……
警方第一次和“老流氓”发生了接触。
依靠长期从事侦破工作的经验，常组长一眼就判定–此人有重大嫌疑。
这是因为，在警察眼里，犯罪分子和普通人的行为举止之不同，就像我们分辨男的跟女的一样明显简单（当然现在有时候也不那么好说）。当年，北京反扒老手王大队到刚建市的深圳介绍经验，为了说明问题老王来了个实战表演。深圳警方跟随老王到车站抓贼，过程和从水桶里捞鱼一样，有当地警察惊呼就跟那贼是他养的似的–当时那里养二奶成风，故此警察有此感叹。
老王一句话道破天机–车来了，别人都看车，就他看人，他不是贼，谁是贼啊？
这就是所谓“挂相”。

那么……是上去抓呢？还是等他进屋作案抓现行呢？
这个不用警察来回答，估计谁都能答得出来–且不说他这个位置还离警方太远，作套就是让他钻的，鲁智深可没有跑到村外把周通揪进来的道理。
那时候通讯条件不比现在，但早已经按照预定计划进入阵位的警察都已经做好了出击准备。
那个黑影且藏且进，离村子越来越近，在村外的一座谷草垛后面停了下来，显然是在进行最后一次观察。
观察的结果，看来让他十分满意，这个黑影跃出谷草垛，开始直奔妇女主任家而来。
只要在有一两分钟，就可以收网了！但是，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那个黑影突然停步，愣愣地看了妇女主任家一会儿，好像在琢磨什么。
常占魁的心往下一沉，他的直觉告诉他，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黑影忽然掉头，飞奔而去。

“肯定抓不到了。”参加过此案侦破的警员回忆，“距离太远，那小子跑得跟一道轻烟似的，而且周围还有雾。”
果然，追踪一个小时，那个黑影还是悄然地消失在了周围的田野中。
气急败坏的常占魁回头下令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什么惊动了那小子。
检查的结果，竟然是那位冒充妇女主任的侦察员暴露了目标。
这位侦察员擒拿技术好，扮相好，装什么像什么，曾经在多起案件的侦破中发挥重大作用，在队里可算一宝，这次埋伏也一直中规中矩。但是，他有个要命的毛病使整个埋伏功亏一篑–
这个相貌清秀的侦查员在烟瘾问题上却极为“爷们”。所以，在屋内蹲守到半夜，实在扛不住烟瘾的侦察员终于抱着侥幸心理抽出一根烟，悄悄地吸了两口。而那个案犯，恰好在此时摸了过来。
发现有人在屋里抽烟，这个案犯当时就觉得不对。那年头当地女的吸烟极少，妇女主任平时也不抽烟–那，这屋里怎么出来烟头的火光了？
不对，是警察！

因为吸烟暴露目标的侦察员因“严重违纪”受到处分。
受到处分其实还是幸运的，因为案子的发展很快就让警方产生了一个印象–我们内部有鬼！
这是因为，除了这次设伏，此人再没有钻过警方的圈套。一次可以是巧合，但一次又一次，刑侦专家算定他会去的作案地点，他从来不去，可是也曾发生过周围几个村子都作了埋伏，他偏偏去唯一那个没埋伏的村子作案这等事情。警察在甲村设伏，他偏不去甲村，却在甲村旁边的乙村作案，而警方刚刚撤出甲村，第二天他就去作案这种事，也曾发生。警方的部署他似乎总是能未卜先知。
1974年，在公安部门越来越加大破案力度的同时，“老流氓”的作案竟然达到了高峰！
我国公安系统没有迷信狐仙鬼怪的习惯，唯一的解释就是出了内鬼。
这下子，无论是公安人员相互之间，还是和当地协助破案的地方工作人员之间，都产生了若有若无的隔阂和警惕。也曾有内部人员被不点名地监视过。都是老手，时间稍长，这种监视很难逃过对方的眼睛。
一句话，影响团结。
一边侦破，一边自己也成了嫌疑犯，这滋味可太不好受了。
这件事，直到案犯被抓，联系他的职业警方才恍然大悟。
无奈之下，警方采取了最“笨”但是也最考验双方耐心的做法–蹲守。
1996年，冯巩有部电影叫做《埋伏》，说的就是蹲守的事情。
为了抓捕“老流氓”，公安干警在十八里店周围布设数十个不断变换的蹲守点，以大海捞针的方式，继续艰难的侦破。
实际上，采取蹲守行动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负责侦破此案的警方人员，在侦查“内鬼”的时候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人民群众”在随时给嫌疑犯通风报信！
的确，只要设伏，总要通知村里的人，只要村里的人知道，“老流氓”就会知道！
但每次协作的地方工作人员并不相同，总不能整个朝阳，通县的地方干部都和“老流氓”是一伙的吧？！何况，有几次警方还有意撇开地方工作人员，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结果依然如是，难道说，整个朝阳，通县的老百姓都和“老流氓”是一伙的？
也许“老流氓”是地头蛇一类的人物？但地头蛇怎么可能方圆十几里哪个村的情况他都能随时得到通报呢？
尽管无法理解，但侦查人员毕竟发现，如果仅限于警方内部的信息，案犯似乎还不能掌握。
所以，这种大范围但主要依靠警方人员内部掌握的蹲守，也许可以打案犯一个冷不防。
“笨办法”确实生效了。
就在蹲守行动开始不久，侦查员肖毓敏在近距离和“老流氓”狭路相逢。
那也是一个深夜，蹲守的肖毓敏在田间发现一个背着大包，匆匆而过的人影，当即喝问盘查，对方扔下包就跑。
双方距离不到十米，肖毓敏是装甲兵子弟出身，胆大勇猛，试图将其生擒，一边喝令其站住，一边紧紧追赶。
但赶了一阵，双方却是越来越远–这里是一片收割过的稻子地，田埂，稻茬，障碍物极多，百米能进11秒的肖毓敏硬是跑不起来。
而对方却如一个鬼魂一样健步如飞！
眼看追不上，拔枪要打的肖毓敏一脚踩进了一个田鼠洞，足踝当即脱臼，剧痛使他的射击失去了准头，目标再次消失在黑夜里。
经查，被遗弃的背包中，正是一名被害者家中失窃的物品。

我问老孙–“咱们的侦察员不是经常追捕案犯吗？怎么会就是追不上他呢？”
老孙说：“这个，和十八里店乡当时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老孙是1973年从公安学校毕业，1974年参加“十八里店飞毛腿”一案侦查行动的。曾亲身参加妇女主任家设伏，他还记得地点是在通县。其他具体情况就不好讲了，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可人都在世，得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这一点，警方在此案上是做得不错的，直到今天，大多数“飞毛腿”作案的对象情况，只保留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外界无人知道。
老孙回忆当时的双桥地区与今天大不相同。当时只有一条到通县的312路公共汽车线路经过此地，周围甚是荒凉。但荒凉也有荒凉的好处，那就是老百姓的宅基地普遍比较大，虽然穷，倒住得宽敞–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种分散的居住环境也给“飞毛腿”提供了作案的便利条件。因为当地稻田很多，湿度大，逢到春秋时节，夜间和清晨经常起雾。老孙第一次到现场，是在1974年4月份，一辆拉嘎69车开双桥居然开不到，因为周围都是雾，司机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当地水田旱田间杂，稻田田埂密布，隔不远就有麦秸垛或者柴禾堆，不时有灌渠散布其间。当时还不多使用农药，分割田亩的土埂上长着桑树灌木，老孙他们潜伏蹲守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泥鳅螃蟹水蛇田鼠，这中间就不少让侦察员们恨之入骨的打洞高手。
看看今天朝阳的房价，这地方您还能找着田鼠螃蟹？

这篇文章写到中间，有朋友说，这警察缺心眼啊，13处的本领不过尔尔。人追不上，不会放狗吗？用警犬追，看他小子往哪儿跑。
的确，追捕罪犯的时候，使用警犬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当年横行南北的二王，最后逃到广宗山上，当地警方在拉网追捕中就出动了警犬，使两人无路可逃。
要是警察连这个都想不到，那确实有向中国足球队看齐的危险。
想想忽然一哆嗦，还好足球就是一个娱乐项目，如果我国警察都向中国足球队的水平看齐……
亡党亡国的危险啊！

事后回忆起来，老孙颇为懊丧，说当时发生的事情虽然无法理解，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能够注意到这条线索，此案顷日可破。可惜，当时没人想到这一点，所以没能顺着这条线追下去。
侦破“飞毛腿”案动用警犬，在当时北京的刑事侦破中也算个新鲜的事情。
怎么能算新鲜事情呢？我国警犬事业开始很早，甚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广州就已经开始使用缉毒犬了。中苏合作时期，在长春还有警犬学校，用个警犬怎么会是新鲜事儿呢？
这不是碰上文革了吗？文革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正常，特别是有些逻辑无法理解，这驯养警犬不知道怎么的就被跟资产阶级警察制度挂上了钩。在砸烂公检法的时期，中国的警犬事业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退。萨虽然不了解其中全部的情况，但大家可以轻易在网上找到有关资料，在文革期间，中国公安机关的警犬队几乎全被解散，废除，驯犬员转行，警犬学校关闭。很多警犬被打掉吃掉，仅有部分幸运儿被转入军队系统加入军犬行列。
这人的路线斗争，关狗什么事儿呢？老萨看着这些材料，至今琢磨不明白。
不过，警犬被废除造成的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许多案子明明该狗干的事儿，非得改人来干，那结果如何可想而知。最后大家发现还得用狗。

更不要提运动给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造成的层层创伤，派性斗争，几十年之后也未必完全能够清除干净。
这个稀泥可不是好和的。
不过中国人到底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到1972，73年，中国警犬事业居然又慢慢地恢复了一点元气。至少，在首都使用警犬参加破案，已经成为了可能的事情。
几次抓捕“飞毛腿”不成，13处发出请求，要求抽调警犬助战。
正想找机会露一手，重振“狗”名的警犬队当然大力协助。
人家警犬队的领导很傲气，说什么飞毛腿，只要他作案啊，我们的狗就能把他找着，只要能碰上他啊，我们的狗就能把他追上。
警员们皆以为然，而且颇有人不如狗的惭愧。

双方在接近中“飞毛腿”发现警方人员，故伎重演，向田野中奔逃。喝止无效，驯犬员随即放警犬追捕。
只见一团黑影在前，两团灰影在后，伴随着声声狗吠消失在浓雾之中
驯犬员自信地说道：“等着吧，一条就够要他命，两条都上，准能抓回来！”
警员们也很有信心地跟着追了过去。
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警犬投入追击，警方人员抱了很大希望。但是，就在警方人员跟着警犬追上去的时候，两头警犬却耷拉着耳朵跑了回来。
没追上？！警察们面面相觑。
驯犬员愣了半晌，忽然冒出一句–他娘的，不会是他把狗都给跑赢了吧？！
这句话不胫而走，后来一提就是“那小子是把狗都跑赢了的飞毛腿”。
人把狗都跑赢了的事不是没有。上个月在北京见到一位也喜欢写东西的警方老大，说他有一个小弟来找他帮着抓一个盗窃犯。他有点儿奇怪，说这么个简单的盗窃案子，怎么会劳动到我老人家头上？那位老弟兄说请你帮着抓人不是因为案子大，是因为这人太有意思了，我就是想跟他聊聊。
三条腿的驴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还能有多大区别。你干嘛非得见一个偷东西的呢？他让你丢面子了？要收拾他？
哥啊，我才不想收拾他呢。抓住这小子，我直接就送他去奥运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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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们一人点了根烟，站树荫底下聊天，满有把握地等着听有人喊救命求饶。
正在施工的光板楼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门，警察们只见一人一狗在不同的楼层忽隐忽现，如同穿花蝴蝶。
这小子还挺能跑的。驯犬员啧啧赞叹着掐了秒表，意思是想看这小子到底能撑多久。
结果，折腾了一阵，楼里忽然沉寂下来。感到奇怪的警察们过去一看，只见–
那狗趴在水泥板上喘，累得吐了一地，嫌疑犯却踪影皆无。
楼下地面上有一个预留的下水通道，那小子早就顺着这条通道跑了！
能把狗都跑吐了，难怪警察想看看这位是何方神圣。
不过，这位老大说，那小子能把狗跑吐了，也是有客观条件的。当时的现场是一正在施工的居民楼，此人一会儿上楼梯，一会儿下楼梯，带着狗跟他运动。狗很执着，死盯不放，紧追不舍。问题狗的祖宗是狼不是猴儿，它完全不能适应这种忽上忽下的运动，最后，就出了这样的结果。
看来，南方的贼，也是斗智不斗力的。

问题十八里店周围可没有工地，一马平川的。地形虽然复杂了些，到底还是平的。好的警犬时速可以超过六十公里，这小子要能在这儿把狗跑赢，确实有去奥运会的实力。
随后，运用警犬跟踪追击的做法，也遭到严重挫折–明明大伙儿眼看着老流氓往东跑的，让狗闻了残留物跟踪追击，那狗愣往西边去！
这下子，驯犬员的脸上挂不住了，吭哧了半天，冒出一句–“犬种退化”。
后来想想这实在是个给挤兑没辙了的托词，狗要退化到跑不过人，闻味儿南辕北辙，那别说当警犬了，看门的活儿都没戏，也就剩下炖狗肉一个用处了。
警犬队的领导也很恼火，听了汇报一咬牙，说好一个飞毛腿啊，老子不过了，来人，把“黑背”给他们带去！
黑背，是德国阿尔萨斯狼犬的绰号，这种狗易于训练，服从命令，忠诚勇敢，最出色的是步惧枪声，被称作当时世界最好的警犬品种。重新组建之后，我国警犬部队一直存在改良犬种的必要。虽说当时讲究不能崇洋媚外，但警犬这一块儿，德国黑背的大名还是让北京警方垂涎三尺。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虽然德国分成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而且彼此针锋相对，但都和中国有着不错的关系。
于是，北京警方特别调出有限的外汇，从西德进口了一对纯种的黑背，成了警犬队的掌上明珠，那意思是要留种的。
现在，为了这个案子，队长连留种的事儿都不管了，直接让黑背出击！
他也是琢磨过，所谓“犬种退化”只能唬唬外行，闹不好这“飞毛腿”是个杀狗的，贩狗的，训狗的或者炖狗肉的，一般的狗见了他害怕。
作为优秀犬种，黑背没这个问题（藏獒也没这个问题）。观看过黑背的训练，队长赞叹道：老张，我看你就是让它咬咱们局长它都不会犹豫。
负责黑背的饲养员姓张，业务很熟，但人特别勤勉老实，在队里队外极有人缘。这老张对两条黑背之好，人家说跟对他儿子似的。
现在，还没留种呢就让上阵，老张舍不得，思前想后，把母狗妞妞留下，带上了公狗大黑。
带上大黑开始蹲守以后不久，公安人员又接到一起报案，老张带着大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嗅过案犯留下的残留物以后，老张一声令下，大黑如同箭一般就冲了出去。
看到大黑的速度远胜前面来的那两条狗，有的公安人员甚至鼓起掌来。
只有老张有点儿踌躇。
因为他觉得今天大黑的反应有点儿不对–一闻“飞毛腿”的味道，大黑脖子下面的毛整个都炸起来了，那是黑背极惊恐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黑背到底是一种非常有服从性的狗，无论怎样惊恐，主人一声令下，依然照样出击。
到底对方是何等凶残的罪犯啊，能把我的大黑吓成这样？老张心里嘀咕，但还没法跟人说–就他一个警犬队的，说了，别人也不懂啊。
后来，老张看录像，看到藏獒斗老虎的时候，恍然大悟–大黑的反应，就跟藏獒觉察到了老虎的时候一样啊，这案犯对大黑来说是老虎一样的存在！
但大黑不愧是一条好警犬，即便对着老虎一样的对手，依然勇猛出击。
警察们跟着大黑追击，追了很久以后，疲惫的大黑从雾中重新出现，毫发无伤，嘴里还叼着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手套。后来经过痕迹比对，这正是“飞毛腿”作案撬窗时戴的手套。
大黑和罪犯已经交过手了！
激动的警员们围着手套大叫有进展。老张示意大黑再追。
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
世界最优秀警犬中的佼佼者大黑，死活不肯再追。
气极了的老张甚至破天荒地对大黑动了拳脚，但那狗就是打死也不肯追。
老张还要打，让当时在现场的老孙拉住了。
老孙回忆中说，我从来没想到狗也会哭，这回我可见着了，那样子太可怜，太惨了。那狗被打得流眼泪，也不肯去追，它肯定是有理由。可惜的是狗不会开口……
是啊，否则它能告诉大家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啊。
看明白大黑的表情，老张叹口气，过去把狗抱住了。
就在一个要打，一个在拦的时候，另一组侦察员从附近一个蹲守点赶来增援。听到这个情况，一个性子暴烈的技术员眼看到手的鸭子飞跑，控制不住情绪，照着老张就打了一拳，骂道：你人怂狗也怂！
老张擦了把眼睛，没还手。
会不会是杀狗的人做的案子？事后，警方对周围凡是跟狗有关职业的人员，过了一遍筛子，别管是杀狗的，还是养狗的，还是狗肉厨子，但无一与本案有关。
这个判断，其实只和事实差了一点点。
这时候，后续的侦察员，指挥部的人也都赶到了。追击无望，一方面赶紧把手套送检，希望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另一方面现场总结一下，看下一步怎么追。
侦察员向指挥部的人汇报今天的案情。
听到出事村庄的名字，那个刚才打人的技术员忽然忍不住问了一句–是那个村谁家出事儿了？
村北，有个知青点，五个女知青，全都……
刚说到这儿，那个技术员一屁股就坐地下了，双手抱头，怎么拉也拉不起来。
半天，他才很艰难地吐出一句来–“我妹妹，就在那个知青点。”
警犬追踪失败后，北京市公安局以侦破重大案件著称的大将张良基挂帅，加强对“十八里店飞毛腿”一案的侦查力度。这一阶段，此案每天动用警力平均在40-50人，主要放在蹲守上。
张良基，后来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破案端的是一把好手，建国门枪击案是他指挥堵截的，鹿宪洲，白宝山，都栽在这个挺壮实的公安局局长手里。
“良基可不是那种动辄打打杀杀的人。”听了我上面说的印象，老孙纠正，“他办案子细心，脑子也活，后来找马神仙就是他的主意。这案子办到中间，他还想过动用直升飞机，用探照灯从上面照的做法。”
当时中国没有正经的警用直升飞机，哈尔滨生产，成建制装备部队的直五式直升机外号“空中拖拉机”。它要在低空巡逻，别说色狼了，真狼也给吓跑了。所以这一招后来没有真的用上。
如果说干警们破案不用心，那是昧良心的话。即便不说职责所在，一线干警之间的友情，和部队中的战友十分相似，经常在一起出生入死，会让人产生一种患难与共的特殊感情。抓来抓去，抓到自己战友的妹妹都成了受害者，抓不到“飞毛腿”，每次回来从队长到侦察员，看见技术员都抬不起头来。
可是，案犯飘忽不定的行踪，依然让大家无可奈何。
老孙说，我当时就想，要抓着这小子，拼着犯纪律，我也得先上去给他俩大嘴巴。
唯一的作用是几次和侦察员狭路相逢，好像案犯多少也被吓得收敛了一点，作案密度有所下降，甚至有，有一度基本没有出案子。
干警们分析，说闹不好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此人因为别的案子，给抓起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年龄渐长，不再作案。
如果真是第二种情况，那对社会治安固然是件好事，对破案却不见得是好事。警察们最怕的，就是案犯不作案，只要你作案，我们总有办法对付你。
案犯作案密度下降，但蹲守还得继续。
老孙讲过当时蹲守的工作是怎样做的。
“第一天到队里，布置任务就是蹲守。来了，什么也不说，发件大衣，去双桥，夜里，撂着的稻子堆，布置好了，蹲守。”
“白天是看卷宗，排查，四十多大本，能看死人”
“也有巡逻，我和杨保国他们，四个人一组，每天双桥牛奶场，步行去通县，每人一支枪，村外转。”
“当时三环路很窄，只有两条车线，晚上十点去，早上撤哨……”
无论寒暑，这样的日子老孙过了三年半。
老孙提到他们当时除了带着雨衣，皮大衣，手枪，电警棍，报话机，铐子这类常规器材以外，冬天夏天还配有特别的东西，可以保证侦察员夜间不困，能够保证蹲守质量。
这“特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萨有点儿好奇，脑子里想着不定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呢。陈娟在《昙花梦》里提到过，国民党时代警察为了不困用过所谓百宝提神丹，含鸦片量达百分之八十，用开水吞进服下去，一粒可以提神六小时。难道我们也……
老孙说出来的答案让我大跌眼镜。
老孙说，就是一截干辣椒。
冬天蹲守不许喝酒，带一截干辣椒，困的时候一舔，当时就不困了。
真是土八路有土办法。
当时抽调侦破这个案子的，都是各个部门的精兵强将。老孙进这个案子，也是因为他一天就侦破了“何须五谋杀案”。
这案子出在怀柔，挺偏的一个村子，死了一个治保主任。老孙这是第一次出枪击案的现场，感受很深。
他回忆当时的现场，依然十分清晰–“治保主任家就一口人，老鳏夫。冲北开的院门，治保主任倒在门里离门五米的地方，头冲西北，脚冲西南。第一枪打手，肯定是治保主任用手去堵枪口了，手的骨头都打在墙上；第二枪心脏，第三枪右胸。”
为什么记忆清晰呢？他说因为那老头死后双目圆睁，满脸的不甘，那人死得有怨气。
现场没发现什么，都觉得这案子不太好破，下一步得排查周围所有有枪的……
那这案子怎么一天就破了呢？
老孙说，别提了，吓出来的。你们现在管这叫八卦，结果八卦把嫌疑犯吓自首了。
当天夜里，村民兵队长何须五跑到公安人员这里来，说要投案自首。这案子是他干的，属于报复杀人。
看着送上门来的好运气，警察们不动声色，审问起来步步为营，何须五更是竹筒倒豆子，一个小时，案子就确定了。
能三枪杀人的主儿，让什么给吓自首了呢？
让闪光灯给吓的。
原来，办案民警为了照现场使用了老式的镁光灯拍照，那种在民国时期电影中经常轰然出现的玩意儿使用起来声色俱全，蔚为壮观，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何须五作案胆虚，没敢靠得太近（毕竟是村干部，还得来的），冷不丁里面扑的一声一道闪光，他没见过这玩意儿，不由得疑神疑鬼。
警察检查现场以后，村民们七嘴八舌在大树底下议论。有个老头子以前在城里干过说书的，大概这么多年老实慎言的憋坏了，有这个机会正好炫耀自己的见识。老头子说起破案来口沫横飞，出神入化，越说，何须五觉得心里越沉重，觉得自己那两下子断难瞒过京师来的捕头。
说到那镁光灯，老爷子说你们没见过吧？那可是不得了的东西。这人被杀的时候啊，眼睛里头最后会留下来杀人者的影子，跟照片似的。可是呢，这影子一般人看不见，是刻在眼底（看来老头子还懂些医学）的。人家公安局得有办法，用这灯一照阿，里面的人影就纤毫毕现，比照片还清楚。
那，何须五忍不住问了一句–警察为什么还不抓人呢？
老爷子斜楞他一眼，说这就是警察的规矩。八门金锁阵还得留个生门的，那犯案的也是条生命，得给他个出头的机会。人家知道是谁干的，可是今天晚上不抓，古时候那得拜狱神，现在得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让抓，那才能抓呢。你看那警察干吗不走（老孙说了，我们倒想走，可还没做调查呢，怎么走？），闹不好这杀人的就是咱们村的–“你看琢，三信鸡叫就耍人……”
一席话古今中外，道理严谨，村民们连连点头。
唯独何须五回去越琢磨越不对，熬到快天亮，鸡叫头遍的时候，终于撑不住了，只好到警察那里投案自首。
“这案子破的纯粹就是运气。”老孙说了。“现在都看电视，没有这么天真的罪犯了。”
不管运气不运气，破案就是硬道理，于是老孙也就因此进了“十八里店飞毛腿”这个案子。
虽说破何须五案是运气，老孙蹲守的时候可不靠运气。
巡逻也就罢了，蹲守的时候，老孙总是选一个几条田埂汇合的地方，找个稻草堆或者秫秸秆捆子钻进去躲着–周围几块水田，多冷的天，他都会先下去摸摸，大致弄明白道路。而且，他这一组四个人，老是布成一个菱形，把大道放在菱形的中央。
那年头夜里行人少，除了有数因为工作往返的人，多一个就是嫌疑人！
功夫不负苦心人，别看老孙这作的象是笨办法，终于有了成效。
一个初秋的深夜，老孙刚舔了口辣椒，忽然隐约听到大路上有动静。老孙循着声音悄悄从稻草堆中拨开一线空隙，眯缝起眼睛往外看。–这正是“飞毛腿”经常出来作案的时间。
巧得很，他一张望，正看见一个影子沿大道而来，虽然是雾中看不大真切，但可以肯定不是自己人。
近了，影绰绰能看出是个男的，腿脚灵便，但步态鬼祟，尽量把自己缩成一团，似乎不想被别人发现。
依靠多年公安工作的底子，此人一看就不正常，肯定是“有事”的人。
眼看对方接近到离自己不到十米，老孙猛地一挑面前的稻草，大喝道：“站住！警察！什么人？”
只见对方全身一震，根本不答话，掉头趟着稻田就跑。
老孙跟上去就追。
虽然预先摸过道路，老孙还是被他甩了下来。
“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老孙哗啦一声拉开保险，对着天空开了一枪。
站住了？没有，跑得更快了，这小子在稻田里居然跑得飞快。
不过，一看他跑的方向，老孙就乐了–这小子正对着赵保国的方向去了，而且雾中已经可以看到赵保国的影子从对面出现！
赵保国可是擒拿科目的一把好手。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侦察员也从两边的田埂出现了，正把这个黑影围在中间，形成包围之势，两人都提着枪，大家的心思很明白，第一看赵保国能不能活捉他，第二捉不住就朝他腿上打，第三，要跑得太快，那就只能往死里楔了–打死也不能让他再祸害人。
老孙边跑边尽量拉了一个斜线，心说，从这个角度开枪，就穿了这小子，也打不着赵保国了吧？
奔逃中的影子也发现赵保国迎面而来，被迫减速，试图从侧面逃出包围圈。因为距离已经很近，老孙说自己当时还真有点儿分心–警察有四个，嫌疑犯就一个，开枪，怕打着自己人；要不，干脆把枪收起来自己也上去抓算了？
看老孙巨灵神一样的形象，觉得直接上去抓可能更合他的心思。忽然觉得应该对研制警械的部门提个建议–这年头都讲究个性化，警械是不是也应该针对警察的不同情况配备呢（这不是老萨的发明，007里头那个Q先生，不就是这么干的）？比如老尹，应该带上古代侠客用的百宝囊，什么带钩的带刺的带刃的铁莲子金钱镖一应俱全，好对付那些各有特点的逃犯；老孙呢，你给他根狼牙棒或者开山大斧带着，绝对比让他拿把手枪威慑力强啊。
警察在执行任务中误伤自己人的情况并不是没有。比如，有一次担任抓捕的侦察员进入嫌疑人的住宅开始动手，意外的是嫌疑人正招集一批小兄弟“开会”，抓捕对象数量超过预期。发现情况不对，嫌疑人持械反抗并拼命外逃。掩护的警察在门外忽然听到里面枪声大作，有侦察员喊“跑了，跑了”，立即将枪口对准嫌疑犯可能出逃的门窗。
说时迟那时快，有人破门而出，门外的警察当即开枪射击。结果，因为视野不良，误中在对射中退出门外寻求掩护的自己人。
这事儿，就不发挥了，因为是我一个朋友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至今谈起来黯然神伤。
但是，赵保国的手艺轮不到老孙为这事儿费心，三步并作两步贴上去，一个手刀切在那影子的颈动脉上了。对手顿时瘫软在地。
按住一看，三十来岁（推测嫌疑犯是25-45岁），身材不高但是肌肉发达，说话当地口音，在他经过的地方还扔了一个大帆布包，显然是赃物。一切都和假想的嫌疑犯十分接近。
漂亮！扣上狼牙铐，喜气洋洋的侦察员们拖着死狗一样的嫌疑人，马上呼叫指挥部。

三十分钟以后，喜气洋洋化作了怒气冲冲。
经过审问查明，被抓的原来是个偷青的农民，因为也是当地人，熟悉地形，所以跑起来也……
抓，是没有抓错，但和原来的心理预期相差太远了。
类似的事情，在抓捕十八里店飞毛腿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好几次，有一回一个供销社刚被盗十五分钟，案犯就被抓获归案。几十名侦察员日以继夜地巡逻蹲守，朝阳通县交界地带的治安为之一变，连偷看女厕所的都没了。
除了“老流氓”依然如同梦魇一样不时出现。
但是，别忘了这帮侦察员蹲守是为了什么，从全市抽调精兵强将，可不是为了抓偷看女厕所的变态老头来的。
所以，供销社给公安局送来“破案如神”“神兵天降”的锦旗，警察同志们却讪讪的很提不起精神来，也就容易理解了。
这中间，张良基等指挥员想到了一个人–中国步法追踪术的创始人，马玉林。马玉林中国公安界科学侦破的先驱。因为创立了实用的足迹分析技术，他可以通过脚印科学地判断嫌疑人的年龄，身高，体重，性别等，多次据此破获重大案件。在公安界内部人送一号“马神仙”。
有为朋友提供了一个马神仙的小案例–
“有一年我老家的煤矿发生了一起丢失电缆盗窃案，当时公安机关就把马神仙给请来了，老人家那时就已70多岁了，名声在外。他来到煤矿以后先是看了案发地点的现场，后又把丢电缆的工厂的所有工人的脚印看了一遍，看完之后让其中的一个人当他面剪电缆，那个人用右手去剪电缆，剪完后马老盯着他的眼睛说你用左手剪，那人遂用左手剪，剪完后马老看了一眼电缆的痕迹判定就是他了。在这次案件的侦破中马老不光看了脚印，还观察了案犯剪断电缆的痕迹，而且他推断出了案犯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就是用左手作案的。”
张良基认为，“飞毛腿”虽然跑得快，到底不是鸟。只要他着地，就得有脚印。有脚印，马神仙就有下手的机会。
侦破飞毛腿一案的时候，马神仙年事已高，足迹跟踪的工作，交给了马神仙的弟子孙忠升。孙忠升深得马神仙的真传，屡破奇案。他给侦察员们讲述的案例和分析方法，令人大开眼界。孙忠升的现场表演更加精彩。例如，军人，农民，司机，脚落地的时候，足迹重心的部位明显不同。所以，让侦察员们随意收集来脚印，孙从足迹中不同部位的深浅，竟然可以判断出嫌疑人的职业来。这一套技术，让侦察员们十分佩服，直呼孙忠升为“小神仙”。孙忠升的到来，为案件的侦破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值得一提的是，孙忠升的爱人李松枝也是警察，是北京市公安系统的打扒模范。
问题是，由于知道警方在抓他，“飞毛腿”作案后，很注意清理痕迹。此前和“飞毛腿”遭遇的案子，飞毛腿活动的地方，不是在水田里，就是在柏油路上，始终不能取得其清晰的足迹。
功夫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孙忠升加入案件侦破之后，1976冬天的一个深夜，蹲守的肖伟民小组和“飞毛腿”对上了头。
据老孙回忆，肖伟民报告和飞毛腿的遭遇是在半夜两三点钟，双方打了对头以后，已经老奸巨猾的“飞毛腿”掉头就跑。警方喊话无效后发现对方正在逃跑，于是开始追赶，因为天色太黑，而且地形复杂，这次追击又以失败告终。
由于时在隆冬，地面坚硬，对案犯的追踪十分困难。但是，天亮以后，肖伟民带着两个队员，根据案犯留下的细微痕迹，耐心地寻踪追迹，还是准确地跟出了两公里之远，到达了双桥火车站东300米，一个叫做显宁侯村的小村子旁边。
追在这里，肖伟民忽然笑了。
几天以前下了一场雪，由于风向的原因，咸宁侯村周围有些地方积雪仍未融化，还有1到2厘米厚的残雪。在积雪上，赫然出现了案犯的足迹！
“叫小神仙来。”肖伟民一面小心地把这些足迹保护起来，一面有些得意地呼叫指挥部。
小神仙孙忠升立即赶到，对案犯的足迹开始进行分析。
意料不到的结果出现了。
此人，从步幅看，身高应该在一米五零到一米九零之间–这就完全没有了参照价值，要知道平时孙忠升判断一个人的身高，最多只有两公分的差异。
此人，从步法的深度看，应该是一个肉球一样的胖子，但这与受害者形容的嫌疑人完全对不上号，肖伟民等侦察员更是完全不同意–“要是个大胖子我们早就追上他了。”
其足迹的重心也忽前忽后，奇特无比。
平时做分析头头是道的小神仙，这回却完完全全地被难住了。
不过，他还是把此人的行动路线分析出来了–此人到达显宁候村后，曾经绕着一家村民的院子转圈奔跑，把脚印踏得凌乱异常。这个类似死循环的怪圈让孙忠升费了很大力气，才发现一条极不显眼的足迹，直奔双桥火车站隧洞而去，最终消失在煤矸石铺成的路基上。
马忠升推测，案犯是为了扰乱警方的跟踪，对足迹进行了伪装。有些无奈的小神仙把足迹的样本拍摄下来，寄给了老神仙。
后来，马神仙回了信，他对这些足迹的分析表明，案犯确实对足迹进行了伪装，在那些绕着村民房子转圈的脚印中的脚印中，有正着走但是在蹦跳的，有倒着走的，还有把脚立在鞋子里斜着走的。由于跳着走，他的步幅变得极不稳定，由于倒着走，他的步伐重心发生了颠倒。甚至，案犯在逃走途中，还背有重物，造成对其体重判断的困难。
可惜，当时马神仙身体已经很不好，不久就去世了（当时案子还没有破），未能在这个案子上提供更多的帮助。
难道，这小子是一个对公安侦察十分熟悉的家伙，竟然懂得故布疑阵来干扰我们对步法的调查？而且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居然敢绕着人家村民的房子转圈跑，此人的胆量实在够大。
事后，警察们才明白，这只是因为和案犯的思想方法从来不同而已。
警方高看了这个“飞毛腿”。
他绕着这个房子布下疑阵，只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脚下居然有积雪，他又蹦又跳只为了把脚印踏乱，不断改变重心是怕房子里的人看到自己，背负重物只因为那房子附近有他抢劫来的东西，他要转移免得被警察看到。倒穿鞋子确有误导警方之意，但绕着那所房子转圈，却完全是因为另一个原因–
他担心自己家门前雪地上的足迹，会把警察引来。
警方没有注意到，显宁候村被“飞毛腿”绕着转圈的这所房子里的，住的是一个兽医。

在今天双井桥向南不远，河边东边原来有个兽医站（现在拆了），岁数大的人多半还记得这个地方。甚至有人会告诉你那个兽医站有两个兽医，一个老得不能再老，另一个姓李的其貌不扬。
这个姓李的兽医，就住在咸宁候村的这所房子里。
1973年，兽医李宝城曾经被列为“十八里店飞毛腿”一案中的嫌疑人，但因住宅距离发案地点太远而未被重视。未能进一步对其进行调查还有一个原因–调查期间公安干警曾让多名受害人听过嫌疑人的录音，无人对李宝城的录音有异常反应。
如果警察中有熟悉兽医工作的，知道有的兽医会控制喉部肌肉模仿动物叫声来获得治疗中的“沟通”，可能会对李宝城多加注意。
但是，由于没有受害者能够辨出李宝城的声音，对他的嫌疑未能得到升格。
当时周围的嫌疑人太多了，个个监控是控制不过来的。
然而，案件破获之后证实，这个李宝城，正是那个苦苦困扰了京城捕头十年之久的–“十八里店飞毛腿”，“双桥老流氓”。
李宝城，1944年出生，咸宁候村人，平时被评价工作认真，为人热心。他的妻子是河北香河县人，经常上夜班，导致二人性生活不和谐。同时，也正是因为妻子经常上夜班，给李宝城提供了极好的作案条件。案发后，李宝城的妻子大为惊讶，公安人员认为她的惊讶如果是演戏，那都可以拿百花奖了。
因为是兽医，李经常要走村串乡，到农民的田地里为牲畜作检查。所以，他熟悉当地几乎所有荒僻小路和水旱田中的通道，也对各乡各村受害对象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此外，他在兽医站要为各村农民的牲畜提供治疗，闲谈中农民们常常露出“警察到我们村抓飞毛腿了”之类的消息，加上李宝城有心套话，往往不经意间他已经掌握了警方的布防情况。
这些，都给李宝城十年不能归案打下了伏笔。
有意思的是，李宝城这个兽医，却并不给狗看病。那么，怎么连黑背都那么怕他呢？
这也是开始警方不理解的地方。直到审讯中了解了一些兽医的知识，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