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天安门被秘密拆除重建,周总理:国徽必须与北京中轴线对齐

1969年天安门被秘密拆除重建,周总理:国徽必须与北京中轴线对齐

 

 

1970年春节前夕,在首都北京,每当夜幕降临,一辆辆军用卡车疾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忙碌地出入于天安门广场。

次日拂晓,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这次期间,天安门城楼被高高的苇席围挡给围了起来。

这一切在当时群众看来,极不平常,但却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直到近年来,尘封多年的档案被陆续解密,人们才知道:当年,天安门被秘密拆除重建了。

天安门这座城楼经历了六百多年风风雨雨,加上近代以来频繁的战乱、清末民初政府羸弱根本无力修缮,导致其主体结构已经严重损坏变形。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虽然对天安门城楼展开多次加固维修,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66年邢台地震后,城楼损坏变形更加严重。最终,国务院决定在原址上重建天安门。

那么,在当时技术条件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天安门城楼是如何被重建的?在此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年久失修重建势在必行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及全国各界人士。

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悉数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布了新中国成立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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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天安门城楼焕然一新,似乎与大家在晚清照片中看到的大相径庭。

原来在开国大典举行前夕,由于时间仓促,北平市政府快速地对天安门这一关键建筑,进行了简单的修缮。

这些修缮主要是表面上的翻新,比如拔除屋面及顶部的杂草、更换屋顶破损的琉璃瓦、清理积攒了许久的鸽粪鸟粪、修补破烂的门窗等。

三年之后,时局渐渐稳定,北京市政府终于有机会对天安门城楼,进行有条不紊细致的修缮。

这次修缮较为全面,更换了其中很多已经腐朽的木构件和破损的门窗,重新将精美的彩画油饰绘制涂描。

然而,对这座拥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而言,这些小修小补却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安全隐患。

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当时完全仿造南京的承天门而建,后遭遇大火,城楼被完全焚毁,明宪宗期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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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1644年率大顺军,攻入北京城。

在此期间,天安门城楼毁于战火。随后清兵入关,入主中原的清政府于次年重建天安门。

清末民初,民生凋敝、国力羸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清政府及北洋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日渐变形的古建筑,也无力支撑耗费巨大的修缮工程。

自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已经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天安门城楼,由于连年战火、年久失修,使得建筑内部结构产生了严重变形,主体部分已经发生严重下沉。

期间虽然多次修缮加固,均为隔靴搔痒,未触及根本,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其实早在1952年,有关部门就曾提出:针对天安门城楼由于受到三百多年岁月侵袭损毁严重,建议大修。

但当时国内外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所以并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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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后,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再次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级部门反映:

天安门木结构早已变形严重,并要求对其实施全面修缮,仍旧没有得到批准。

此后,距离北京仅三百多公里的河北邢台,1966年不幸发生里氏6.8级大地震。

北京震感强烈,这使得原本就损毁严重的天安门城楼损情况更加糟糕。

直到1968年3月,为了保证五一劳动节活动期间天安门城楼的建筑安全,北京市政府专门召集了当时市建委等多家单位负责人,对此事进行开会研究。

经过大家的激烈讨论,最终决定立即从各部门调集14名技术干部及老干部,组成天安门检查小组。

在随后的十几天时间里,对城楼主体结构的主要承重构架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

经过近半个月的爬上爬下仔细查验,结果让检察人员大为震惊:城楼主体的木结构损坏程度,远远超出之前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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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重要的城楼大厅内,承重的金柱已有两根发生严重腐朽。

一根柱心已是通朽,另一根也已朽空过半。可以说,情况非常糟糕!

其实,早在1963年,林业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已经对城楼木结构进行了逐一化验。

他们发现,腐朽损坏情况较为严重。

几乎承载屋顶全部重量的八根五架梁,已有六根断裂;压在上面的三架梁也断了一根,十六根双步梁其中八根已经通体开裂,有的梁已经腐朽。

令大家更为吃惊的是,作为当时封建王朝皇家门面的天安门城楼,居然在建造时使用了劣质木材。

然而,当时每当遇到国庆阅兵等大型节日庆典,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城楼检阅部队。

庆典及会见活动期间,他也经常在这危险的大厅里休息或与人交谈。

然而,这些腐朽的大金柱及断裂的房梁,已经严重威胁到毛主席等领导人的人身安全。

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立即向国务院报告了这些情况,而且还附上了许多现场拍摄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拍摄的是留在金柱上的20公分炮弹洞。

这是当年八国联军炮击北京城时留下的。从这张照片可以明显看出,金柱已发生扭动断裂的情况,让人不由得心生隐忧。

但是当时距离五一,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开展大型修缮已经来不及了。

为了平安地度过当年的劳动节及国庆节,检查小组提出了几项十分可行的应急措施。

例如,为了减少金柱的承重,用两根大型槽钢直顶大梁,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屋架发生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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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也坦率地表示:这些应急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不发生较大地震,或许还能勉强维持现状;一旦遭遇较大地震,后果就很难预测了。

二、重建工作井然有序
劳动节过后,北京市委立即向周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并在其中明确指出“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

报告呈递上去之后,在周总理作出正式批示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就提出“确保安全抓紧施工准备工作”的意见。

在他的指示下,北京市委当即开始着手翻修筹建准备相关事宜。

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提出了三种天安门具体翻修实施方案。

当时绝大多数技术人员更倾向于第一种方案:“保持原有古建体形,对原有建造不合理的地方,全部使用一等木材和干材进行彻底翻修”。

因为他们认为木结构具有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易于局部维护等诸多优点,比起钢筋混凝土、钢结构来说,确实更具优势。

然而木结构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防火性能差。

专家还指出,坚决不可使用劣质木材。

对承载应力较大的构件,使用楠木等较为坚硬的树种;而像柱等主要受力构件,则必须使用力学性能较好的树种,只有色皮、满桑尼亚等树种符合要求。

而第二种方案则为保留红墙座不动,只把现有的上部门楼拆除。

由于混泥土承重更大,所以在保留的红墙座上铺设钢筋混凝土加固层。

第三种方案就是彻底将现存的门楼及红墙座拆除,然后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在原地重建。

这样一来,天安门城楼就成了完完全全的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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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种方案缺点也是非常明显:工期长,花钱多,费模板。

让检查小组很多人深感意外的是,经过慎重考虑,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决定采纳第三种方案。

因为这种方案,有其中两个方案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在可以在重建的红墙座中,预设人防工程。

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安全。

硕大的天安门城楼,内部结构相当复杂,工艺难度也大,所以当时有人提出:请技术设备更为先进的外国施工队伍承建。

但是这些外国承包商在了解了具体的施工方案后,认为最快也需要两年时间。

随后,周总理作出指示,不得盲目崇洋媚外。紧接着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牵头下,成立了“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

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被委以建设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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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按照原定工期完工、严格落实相关质量标准、遵守保密要求,负责承建的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是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把关,才被选出的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组成施工团队。

参考部队的编制,这些施工人员被分成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5个施工队。

其中,姚来泉被任命为木工连的组长。

工人们都非常清楚:这项任务十分艰巨!

出于保密、施工保温要求,领导小组决定将整个天安门城楼罩起来。

然而,这个工程的难度确实很大,因为城楼主体长66米、宽37米、高32米,俨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推算结果显示,如果使用钢管搭建棚架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然而当时工期短任务重,所以负责搭建棚架的工人只好另辟蹊径。

他们找来多根杉篙,将他们绑在一起,然后一层一层连接起来,最后用苇席搭起一个天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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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整个天安门城楼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了一条窄窄的运送货料的马道,其他什么也不显露。

在工人的努力下,搭建起这样一个跨度如此之大的天棚,只用了短短8天时间。

随后,他们又在附近的中山公园内,搭建起一座临时锅炉房,并将上下水管通向天安门城楼。

同时,他们在苇席周围铺设了几层取暖管。

这样一来,本来外面已是寒冬,但是里面却是温暖如春。

当时国际形势紧张,而偏居一隅的蒋介石当局反攻之心不死,可以说新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为了保密,当时的北京市民,甚至是天安门附近的中山公园、民族文化宫等场所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被苇席围起来的天安门在被重建。

而根据规定,所有参与施工的人员一律要求严守这个秘密,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就算是家人也不可以透露。

这被视为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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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到百分之百的还原,拆除城楼前要先进行精密测量。

能够熟练使用经纬仪的姚来泉,被指派配合测量局的技术人员完成测量工作。

他和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小心翼翼地把城楼主体的每一个部件都仔细测量了一遍,并把测量数据直接送到毛主席那里。

随后,毛主席作出指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相比砖混结构的红墙底,更为复杂的是城楼主体的木结构。拆除之前,需要断掉电源。

姚来泉带领两人,通过杉篙绑的梯子,爬上了整个城楼的最高处——屋顶的脊瓦。

而此时姚来泉只是奉上级之命,寻找整个脊瓦的正中心,心里却不知道此举的真正意图。

他站在整个屋顶的大概中心位置,然后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边往中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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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负责数脊瓦的两人数到地43块时,姚来泉脚下正好还剩5块,于是他便在中间的那块脊瓦上,做了个明显的标志。

下来后,他立即向指挥部的领导汇报了情况。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指挥部领导、专家及公安人员立马赶到,领导指示姚来泉将中间的那片脊瓦敲碎。

这种脊瓦厚度能达到60公分,所以十分沉重。大家颤颤巍巍地站在屋顶上,根本没办法将瓦抬起来,只能想办法砸碎。

只见脊瓦下面,有一个一尺见方的木盒。

因为过了很长时间,所以已经变得很旧了,但是上面的图案依旧清晰可见,雕刻的是二龙戏珠。

见此木盒,领导的脸色立即严肃了起来,他示意姚来泉将他打开。

作为木工方面的专家,对木质研究极富经验,他扣了扣木盒的表面说:这是金丝楠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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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拿出小小的撬棍轻轻一戳,木盒已经酥了。

领导便又示意他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紧盯着姚来泉的手,只见他从木盒中拿出了一块“铜疙瘩”。

由于年代已久远,所以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这是个金元宝。

随后,姚来泉又从盒子里摸出一块拇指大的红宝石,还有一些朱砂。这可是百年真朱砂!

此外又陆续掏出了五种谷物,当然有些已经分辨不清了。

金丝楠木盒里的所有东西,都是辟邪之物。

后来,根据上级指示,姚来泉在翻新后的天安门城楼原来放置木盒的地方,放了一块汉白玉石。在汉白玉石上面刻着:1970年1月~3月重建。

三、重建工作细致入微
没有人能说清楚,整座城楼究竟用了多少块木料。

各种结构相互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然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居然没用到一根钉子。

这么复杂的工艺是如何做到的,连身为八级木工的专家姚来泉都有些头疼。

他命令工人,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角这个吊起,然后用卡车拉到了不远处的中山公园内。每拆下一根,就照原样摆好。

但是拆完之后,工人却很难摆出原样。

大家琢磨了很久才想明白,拆下来的各个部件虽然摆放次序没问题,但是摆放的方向却不对。

之后,他们把拆下来的每一个部件,都按照顺序进行编号。

画草图、拍好照片后,标清楚方位……

他们通过多次试验,终于弄明白了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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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们将整个城楼都拆了下来,摆满了天安门和端门之间的空场。

天安门城楼用到了六十多根柱子,最粗的直径有一米多,最细的也有半米以上。每根都有12米长、重达七吨。

虽然当时在我国南方地区,找到了质地较好的原木,但因为运输问题,只能作罢。

最终,上级批示从东南亚进口类似红木的木材。更多精彩资源–【文推网 wentuifa.com】

这种木材质地坚硬,遇火不着,只会冒烟。

经验丰富的姚来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木材。

木头运过来之后,却遇到了新的难题。

当时我国吊车臂长只有25米,绑住前端后,下面拖着上不去。只能采用“斜溜”的办法,两个塔吊同时吊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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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象。当时有人认为是四旧,建议改成向阳花。

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坚持认为可以继续使用龙的形象。因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主体部分不能改变。

当时有人坚持,将房檐下的木结构斗拱改成玻璃钢材质的。

周总理得知后,拍板:照原来的木斗拱制作,任何结构不得改动。

木工活干完后,接下来的一道重要工序是油漆彩画。所有的描绘过程,均经过复杂的工序。

为了制作菱花格扇,大家为此专门发明了菱花格扇加工机。效率比手工,提高了150倍。

最后一道工序是贴金箔,整个城楼要用黄金六公斤。

所用的金箔,需要切得非常薄。当时新中国没有这样的技术,全部从国外进口。

这么薄的金箔很容易嵌进肉皮,根本没法用手直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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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工们只能用竹夹,小心翼翼地将金箔一张张夹起,然后将它们敷在没有未干的油漆上,再细心地用细毛笔一点点捋平。

根据施工方案,需要在底座安装两部电梯,直通城楼上。

动工时,工人们才发现:尽管整个底座都是砖混结构,但因为当年是用糯米汤混合着黏土砌得砖,所以即使时间过去了五百多年依然坚固无比。

工人们刨出来的土滴上水后,居然在鞋底上粘了厚厚一层。

基于此,最终上级决定:只需要在底墙上部铺设一层砖,墙外立面打了几十厘米后的水泥。

最终全部工作完成后,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居然比原来高了87公分。

这并不是施工过程出现了偏差,而是因为经历了几百年之后,天安门出现了下沉现象。

重建后的天安门,才是史料记载的真正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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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体结构完工后,由北京雕刻厂负责加工的巨型国徽也按时完成。

这个巨型国徽直径达到了1.7米,需要由八个人抬。

周总理对悬挂国徽的事情,非常重视。

他解释说,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看到我们连国徽都挂不正,必定会笑我们。

为此,他特意指示领导小组,要派可靠认真的人把关。

最终,这个重任落到了姚来泉肩上。

在悬挂之前,他发现在国徽背后,有人用铅笔写下了抬国徽的八个人的名字及日期。

由于上级指示,国徽上不能有任何的痕迹,所以他细心地用砂纸轻轻打磨了好几遍,并做了细致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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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要求:国徽必须悬挂在北京中轴线上,不可出现丝毫偏差。

悬挂过程中,姚来泉派人在国徽两侧分别安装了一个滑轮,准确无误地吊到既定位置。

在此期间,测量局的技术人员就站在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更多精彩资源–【文推网 wentuifa.com】

他们用德国进口的高精度经纬仪,对准天安门城楼。这样以确保经纬仪的线,和国徽的中心线完全重合。

姚来泉根据对方手中的黄旗指示,不断微调国徽的位置。

最终,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

全部工程完工后,有关部门对重修的天安门城楼进行了验收,结果显示:没有任何不合格!

1970年3月11日下午3点,周总理第一个登上经过翻修的天安门城楼,对重建工作进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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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五一”前夕,一座焕然一新、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这让很多群众驻足留恋。

而他们在为这座伟大的建筑所惊叹时,却不知道这已是一个功能先进、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