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著名科学家失踪于罗布泊引发全民关注,留下一纸条揭露行踪

1980年著名科学家失踪于罗布泊引发全民关注,留下一纸条揭露行踪

1980年6月23日,新华社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的一次科学考察中失踪,已经第7天没有音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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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当时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对此作出批示,“方毅、李昌同志:彭加木同志失踪尚未找到,他们要求中央下令派出飞机飞行15架次,此事情请和新疆取得联系,并和总参、空军研究如何出动飞机配合地面搜找”。

这份批示让彭加木失踪案备受重视,程度提升为最高等级,彭加木的失踪为何引起全民的关注?因为他是中国最顶级的科学家,他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很少有人具有他这样的勇气和毅力。

彭加木1925年出生在广州,祖上都是商人,家境很不错,但家境优越的彭加木却对科学有着不懈的追求,他大学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化学专业,毕业后先在北京大学成为了一名老师,后来又调到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成为一名全才型的顶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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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消失的地点颇具传奇色彩。我们都知道在新疆有一个楼兰古国,那是一个消失千年的古城,楼兰就位于罗布泊,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附近,由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水源注入形成,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

可是随着气候变化和开发过度,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逐渐干涸,气候极度恶劣,变成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危险重重的人类禁区,因为在卫星上像一只人耳,也叫“上帝之耳”。

在科学界有一种说法“罗布泊在中国,而罗布泊考察和研究在国外”。彭加木作为生活在上海的地理学家和化学家,一直想探秘罗布泊,改写中国科学界没有人进入罗布泊的历史,因此,他曾15次奔赴新疆进行科学考察,在1980年之前,彭加木就曾对罗布泊周围地形考察过4次,其研究成果在美国地学界引起过强烈的轰动,并获得了国家科学成就奖。

1980年初,罗布泊科学考察队成立,彭加木担任科学考察队的队长,他组建了一个11人的考察队,于5月3日开着三辆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从北面的720基地进入罗布泊。

罗布泊平均温度高达摄氏四五十度,此次考察艰难跋涉,需要穿过雅丹地区,从罗布泊北岸向南驶入湖畔腹地,科学队员需要考察、测量、取样,进行科考活动。

罗布泊的湖底盐包是湖水干涸后形成的一米多高的硬盐壳,这些盐壳横七竖八地横在科考队员面前,使汽车行进十分困难,厚厚的轮胎都被割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最终历经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6月5日,彭加木带领队员到达了罗布泊南岸,创造了为中国科考人员第1次纵穿罗布泊湖中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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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任务完成的时间比预定的7月3号提前了将近一个月,考察队可以就地解散返回乌鲁木齐,但彭加木觉得机会难得,他不想浪费这段宝贵的时间,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不走公路返回乌鲁木齐,而是沿着罗布泊东线北上,往东绕一圈,也就是从米兰基地出发,经过墩力克、落瓦寨、山栏子、库木库都克、羊塔库都克、红十井、八一泉,最后返回乌鲁木齐。

这个计划得到了全体队员的同意,6月11日,这群人再次踏上了征程,远离了都市的喧嚣,驶向了一片未知的无人区,除了彭加木担任队长外,其余的十人分别是:

陈百录:临时党支部副书记,行政主管和保卫员,随身携带一把64式手枪;

汪文宪:副队长,水文地质学家;

马仁文:化学家;

阎鸿建:化学家;

沈冠冕:植物学家;

谷景和:动物学家;

王万轩:司机;

陈大化:司机;

包继才:司机;

萧万能:驻军部队无线电发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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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名队员,四名党员,三名科学家,一名警卫员,一名解放军战士,一名彭加木专职司机。

当时一辆越野车由王万轩驾驶,彭加木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一辆8座吉普车由陈大化驾驶,副队长汪文宪和几名队员都坐在这台车上,电台设备也在车上,还有一辆苏联生产载重1.5吨的嘎斯63军用卡车由包继才驾驶,车上装着帐篷,食物,汽油和水等物资。

考察队原定每天行进路程为80~100公里,可实际上第1天只走了46公里,第2天只走了40公里,这是因为他们一路上都是顺风行驶,如果逆风行驶,车头的水箱很容易散热,可是逆风行驶时水箱散不了热,在烈日的炙烤下加上气候特别炎热干燥,水箱里的水很快就烧开了,这样车就无法继续行驶,必须停下来打开车盖,等水自然降温后再继续走。

因此考察队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预期,携带的物资消耗程度也很快,尤其是饮用水,他们出发前只带了5桶汽油和3桶水,按照预先的设想,他们只要行驶到400公里以外的库木库都克就能补充水源,而这仅需要四天的时间,可在路途中,他们一方面被炎热的天气拖延了行程,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知道库木库都克其实并不是一个小镇,而是一个小村,那里根本没有水井,只有一个两米宽、三米深的土坑。

还没到库木库都克的半程,考察队员们发现水和汽油都消耗过半,这时大家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到底是前进还是返回?这时大家一致表态,希望将热血洒在罗布泊,绝不后退。

当天晚上沙漠中又吹起了一阵10级大风,队员们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再次上路,这次他们进入的是新疆第3大沙漠库姆塔格沙漠,这里因为天气十分恶劣,很少有人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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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考察队员排除万难,终于来到了库木库都克,队员们支起了帐篷,开始做饭,这时考察队的水和汽油都只剩下一桶,由于水桶装在了废旧的铁桶里,铁桶生锈导致水被污染成了酱油色,无法饮用,因此必须尽快找到水源。

这次出发前,彭加木曾听当地人说过库木库都克东北方向有一口八一泉,而且在地图上,库木库都克以东还标有几个井位,因此他相信只要往东走就一定可以找到水源。当天下午,彭加木找到了八一泉,可是却发现这眼泉水已经干涸,他们又在附近找了半天,却没有任何泉水的踪迹。

当考察队员们返回时,他们在沙漠中发现了两只骆驼,一只母骆驼带着一只小骆驼在车辆周围徘徊,彭加木十分惊喜的喊道“快打野骆驼”。这时陈百录掏出手枪,一枪便击中了母骆驼,而小骆驼被抓了回来,他们想将小骆驼作为标本进行研究,而母骆驼因为体型又大又肥无法携带,所以彭加木派出卡车专门把它拉回了营地,作为食物。

返回基地后,队员们拾起红柳枝,用火烤起了骆驼肉,一个多月没有吃过新鲜肉的队员们终于吃了一顿饱饭,他们坐在沙地上大口地吃肉,这时彭加木说道“同志们,今天我们在库木库都克发现了一些骆驼,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这说明罗布泊边缘地区是有珍贵动物资源的,这为我们今后科考工作带来了帮助和启发”。

随后,彭加木又谈起了当时的处境,“现在我们科考队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即将断水,必须要尽快找到泉水,现在我宣布明天大家原地休息,由我和陈百录同志继续找水。”

同时,彭加木还征得队员们的同意,准备向当地驻军发电求援,彭加木起草了电报的内容,写到“我们今天20点到达库鲁库多克地区西大约10公里的地方,缺水和油,请求紧急支援油、水各500公斤。在18日送到这里,请示作战处办理,请转告乌鲁木齐,另捕获一头野骆驼”,署名为长江。

长江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的代号,在出发前,中科院就与新疆军区打过招呼,如果万一遇险,由其提供支援。这封电报很快被720基地电台获悉,720是一个小电台,他们马上在第一时间转达给了在马兰基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9800部队。

马兰基地是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地处新疆巴音格勒蒙古自治区,由于任务的保密性质,这个基地在地图上并不显示,人们只知道它位于罗布泊的西端,可是对于考察队来说,马兰基地就是他们最强有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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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马兰基地驻军作战处处长周夫有读到了这封电报,周夫有在罗布泊地区长期驻扎,对于当地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十分地熟悉,被称为“罗布泊活地图”,但是电报中写的“库鲁库多克”他却没有听说过,他很怀疑彭加木写错了名字,因为地图上只有库木库都克。

于是周夫有马上让报务员进行复电,要求科考队提供具体的坐标位置,然后将刚刚收到的电报转交给了上级领导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考察队发出电报不久后收到让其提供位置的复电,队员们立刻如释重负,喜出望外,决定先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再向对方提供准确的位置。

当夜深人静,所有人的睡去时,只有彭加木一夜未眠,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附近一定有水源,如果能找到水源,就不用国家花费巨额的增援费用,于是他在清晨时分,他对副队长汪文宪说,“我思来想去,总觉得飞机运水一公斤要20来元,比油还贵,不划算,我想开车自己先找水,尽量为国家节省开支,找到了水源也可以为我们日后的考察提供方便”。

对于彭加木的这个建议,汪文宪和其他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因为按照考察队的野外行军纪律,规定单人不能出行,单车不能出行,彭加木想要单车出行找水,不符合安全规定,有一定的危险。

面对组织的纪律,彭加木说了一句“我们一方面可以与部队联系,另一方面去东边找水井,如果找到水井就通知部队不用再派飞机运水了”,说完就回到了自己乘坐的那辆北京吉普车上,静静的待在车里。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上午9:30,考察队员们发出了第二份电报,写道“我们无法前进,请飞机前来支援,标志:一杆红旗,地点东经91°50′,北纬40°17′”。

当周夫有接到复电后,一对照地图查看坐标,就明白彭加木打错了名字,位置正位于库木库都克附近,新疆军区首长此时已经同意使用飞机调运支援物资。更多精彩资源–【文推网 wentuifa.com】

11:30,考察队接到了周夫有的答复“飞机18日到达库木库都克,你们不要动,待命”。

收到电报的汪文宪立刻去找彭加木汇报,却发现彭加木没在越野车里,汪文宪以为彭加木去附近的沙丘后上厕所,也就没有去找。直到司机王万轩去越野车拿衣服,发现在副驾驶座位上有张彭加木的地图册,里面有一张纸条露了出来,他打开一看,大吃一惊。

上面写着“我往东去找水井。彭17/6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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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走时带着一个两公斤的铝水壶,一部海鸥牌照相机,一个浅色人造革包,一个罗盘,一支钢笔式的手电筒,一把地质锤,一把防身匕首、一只打火机和一本专门记载科考记录的蓝色硬面笔记本,外加一小包青岛食品厂生产的椰子奶油糖果。

彭加木一个人走进了茫茫的荒漠之中,伴随他的是危险与死亡。这张纸条充满着节约国家财产的态度,彭加木想要节约资金,成本,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这种精神是当时彭加木的真实想法,他没有开车,未带地图,只是徒步去找寻心中的那口泉水,十分令人动容。

当时的气温达到了52度,帐篷内为44度,地表温度达到了64度,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别说走出去,就是坐在帐篷里,汗水也不停地一滴一滴流下来,人很容易虚脱。

当队员们知道队长不见了,此时已经接近12点,队员们一合计,决定由陈百录去把彭加木追回来,彭加木已经走了有两个多小时,应该不会太远,开车就可以追上,陈百录带着王万轩加了点油,灌了壶开水就上路了,此时已经接近13点。

下午15:00,沙漠中刮起了漫天黄沙,在茫茫沙海中寻找一个人是多么的困难,但是考察队员们冒着风沙一直没有放弃找寻,当越野车开到了6公里以外,依然能看到彭加木清晰的脚掌和脚后跟印记。可是再往东开,盐碱地越来越硬,脚印就变得难以分辨,队员们需要下车仔细分辨才能看得出方向,又经过两三个沙包后,地上的足迹已经完全消失,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彭加木确实是在向东不断寻找水源。

这时陈百录提出“我们最好通过撒网的方式去进行寻找,根据彭加木前进方向,开出去三四十公里,然后返回,按照之字形的路线往回找,总会碰到彭加木,因为彭加木步行速度不可能太快,所以大概率能找到”,王万轩表示同意。

可令人奇怪的是,返回途中根本就没看到彭加木的踪迹,当时的天气很晴朗,能见度很高,地形又很平坦,只有几个不大的沙包,可是却没有找到彭加木,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他们不得不返回营地,等待彭加木自己返回。

陈百录回来后,队员们并没有立即向上级汇报彭加木失踪情况,因为他们期盼着彭加木安全归来,害怕汇报给上级后彭加木返回闹出笑话,于是考察队员商议等到6月18日凌晨2点,如果那时彭加木还没有回来就请求上级支援,6月17日晚21:30,他们发出了第3份电报,电报写到“你们的电报没有提到空运汽油,这里缺汽油500公斤,18日凌晨2点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

为了方便彭加木找到宿营地,考察队员拾起了大堆的红柳柴,在沙包上燃起了熊熊的篝火,他们把所有的车辆都集中在一个最高的沙丘上,每隔一小时向东方三个角度打开车灯,而且每隔半小时向天空发射信号弹,有红的,有绿的,这些信号弹在夜空中形成一道道耀目的光弧,他们希望在沙漠中走失的彭加木能够看到营地的方向,然后平安返程。

可是直到6月18日凌晨2点,科考队员依然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于是只能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报告上级,电报信念写到“彭加木副院长17日10点1人外出未回,我们正在继续寻找,请作战处立即告诉中科院新疆分院常委,请派飞机寻找,并告知飞机起飞时间”。

关于彭加木失踪的消息这时才传出罗布泊,传遍全中国,而彭加木已经失去踪影已经超过13个小时。

另一方面,对考察队的救援飞机4641号直-5型直升机于6月17日下午从乌鲁木齐飞到了马兰机场的永红机场,加满油后又飞向了720基地,在720基地将250公斤清水搬到了直升机上,可是因为汽油易燃,所以暂时没有运输汽油,装满水后直接飞向了库木库都克。

当周夫有接到考察队的电报后,他立刻汇报给了上级,并担任了营救和搜救彭加木的现场总指挥。

等到飞机将清水送达了宿营地后,周夫有先让陈百录和包继才登上了直升机,向东3公里进行搜寻,可是找了40分钟却始终没有任何线索,于是他们决定先把当时生病的沈观冕带回720基地,其余8人留在库木库都克继续进行搜寻。

由于没有汽油,从18日开始,考察队决定使用一辆汽车进行搜寻,分成两队人马,一队从下午14:30搜寻到20:30,第二队从20:30继续搜寻,可是这一计划遭到720基地的拒绝,他们不同意夜晚搜寻,所以第1队完成搜索后,第2队就没有再出发,而结果依然是没找到彭加木。

6月19号,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乌鲁木齐空军指挥部又增加了1架直升机从乌鲁木齐经马兰基地720基地把两桶汽油送到了库木库都克,此时科考队员得到了充足的燃料,向东开出了更远的距离,这一次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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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下午13:00,6名队员发现在库木库都克东北78公里的疏勒河故道,有一行朝东的脚印以及一张被撕开的米黄色糖纸,这张糖纸正是彭加木在米兰基地购买的椰子奶油糖,而这个沙丘上还有明显的人坐过的痕迹,这些信息拼凑到一起,便得出了彭加木到过此地的结论。

6月20日凌晨5点,队员们开出两辆车相隔几百米开始平行搜寻,他们开到了红十井、八一井附近,可是却没有任何收获,只能再次返回。

6月21日两辆车再次出发,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员和单位都赶到了这个区域,大家全力以赴展开搜寻,依然没有彭加木的任何信息。

在中央作出明确指示之后,人民解放军马兰基地首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自治区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赶到了八一泉,详细研究了下一步的搜救方案。大家一致认为彭加木行动的方向只能是东方,无论是找水还是科考,即使彭加木迷失方向后离营地过远,向东走也是唯一的生路,彭加木对疏勒河古道地区地形了如指掌,他六十年代曾经到过敦煌,在玉门关一带考察过罗布泊,知道向东走直至敦煌,水草会越来越多,求生的机会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只能坚持这个方向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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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到26日,新疆军区和考察队一共有136人参加了行动,每天搜寻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出动了9架直升机,三架安-2型飞机,在附近50公里进行地毯式低空搜索。

6月27日,解放军兰州军区派出了28人的防化连,从甘肃敦煌向西朝着库木库都克方向寻找。

7月6日,新疆又开始了第3次大规模搜索,参加人数达到了117人,包括中科学院干部,部队官兵和公安部的警犬队,出动了48辆车,28架飞机,搜寻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这次行动有几个收获,一是离彭加木消失7公里处的羊塔克库都克东边一处芦苇丛中发现了一个深色药瓶,几张铺在身下座过的芦苇叶以及一条明显向东的脚印,第二是在疏勒河古道旁边发现了一枚纽扣,有几处用刀砍削芦苇的痕迹,第三是在八一泉发现了两行长达150米的脚印,第四是被沙子埋了一半的一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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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过细致地研究,搜寻人员认为这些线索与彭加木的关联不大,搜寻再度陷入僵局。

8月2日,人们已经对彭加木的生还不抱有任何的幻想,因为在沙漠中,不提供供养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独自生活一个半月。

可就算彭加木死了,作为顶级科学家,他的同事和领导也希望能找到他的遗体,10月10日到12月20日,国家又组织了第4次搜索,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第3次,大家想要通过这次寻找发现彭加木的遗体。

彭加木是一位很有毅力的科学家。在进入新疆后,他曾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这个瘤长在心脏、气管和食道之间,有两个拳头那么大,一般患有此病的人顶多能活两年,后来彭加木在上海中山医院治疗时,医生又在他的骨骼里检测到了异常网状细菌,被诊断出彭加木患上另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网状细胞淋巴癌,一般情况下患有此癌的人只能活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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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癌缠身的彭加木并没有意志消沉,反而更加乐观,他不管癌症的侵袭,继续从事着自己心爱的科学研究,而癌症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不过医生当时说“彭加木的恶性肿瘤虽然得到了暂时得到了控制,但是随时都有可能复发”。

在进入罗布泊之前,彭加木一直没有断过吃药,进罗布泊之后,彭加木曾经说“我感到体力不支,身体不正常,恐怕老毛病又犯了”,脸上还经常露出痛苦的神色、

从种种迹象来看。彭加木的恶性肿瘤又开始了复发,而且恐怕时日不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加木将自己的最后一点时间和精力献给祖国的科考事业,并为队员们积极寻找水源,精神难能可贵。

对于他的失踪,主要有两种猜想。

一种是被流沙掩埋,6月16日到17日,当地刮起了8~10级大风,黄沙漫天,沙丘形态随着风力不断推移,7月10日第3次寻找时,在库木库都克南边发现了当年捕捉的小骆驼尸体掩埋在了流沙中,仅露出了一条腿。野骆驼比人的体型要大很多,彭加木很有可能骑着小骆驼出行,但在癌症复发晕倒之后被移动的流沙掩盖。

另一种可能则是被雅丹包松土掩埋,在库木库都克附近,有数百个大小不同、高低不一的雅丹包,这些雅丹包是由粘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交织组成,由于风的作用,这些沙层经常发生崩塌,彭加木外出寻找水时,为了防止太阳暴晒或躲避风沙,很有可能会在雅丹包下停留,如果雅丹包一旦崩塌,很有可能将彭加木掩埋起来,而这种情况一般很难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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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种情况。彭加木死亡已经是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虽然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彭加木的尸体,但这个谜团迟早有揭开的一天。彭加木曾说过“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

此前,彭加木带领考察队发现罗布泊极有可能蕴含着大量的钾盐,钾盐是生产农用钾肥的原料,而在当时几乎全靠进口。在罗布泊的盐层中,还可能有重水资源。重水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制造原子弹、氢弹的原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正是因为彭加木的坚持,随后发现了埋藏于地下的第四系盐层中的卤水钾矿,这也是彭加木此行为我国做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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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彭加木的言语和行动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一个科学家高山仰止的风范,他为了国家节省钱财,不惜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这种精神令人敬佩。1981年11月,在他消失的地方,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为他树起了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似乎在诉说着彭加木的故事,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停止对科学的探索,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向一生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彭加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