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寇为何能把国民党打的全面崩溃？

在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寇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全面攻势，令人惊讶的是，这场困兽之斗不仅没有被挫败，反而把国民党军队给打的全面崩溃，堪称抗战中的又一场国耻。

“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在投入兵力是日军的四倍的情况下，付出了比日军多5倍的伤亡，惨败程度不亚于淞沪会战。

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寇为何能把国民党打的全面崩溃？
在8个月的会战中，中国损失的军队60万以上，丧失国土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被日军占领，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落于日军之手。

在为时不到40天豫中会战中，有38个城市落入敌手，国军创下了一天丢失一城的记录。

用一溃千里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此次战役被认为是中国军队的奇耻大辱，蒋介石也非常痛心，当着部下的面说：“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这场会战发生在1944年4到12月，日军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而国军的武器装备也今非昔比；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军队为什么还会遭此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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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不惜血本，投入兵力空前
“豫湘桂战役”日军叫做“一号作战计划”，也叫“纵贯大陆交通线作战”；包括三场会战——在河南进行的“豫中会战”，在湖南进行的“长衡会战”，在广西进行的“桂柳会战”。

其目的是要打通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再到华中、从湖南经广西最终进入越南的铁路交通线。

会战爆发的背景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遇惨败，基本失去了制海、制空权，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本土战略物资告急，驻扎在南亚的日军也成为孤军失去物资供应嗷嗷待哺。

毫不夸张地说，日军遭遇了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最严重的危机，处于回光返照状态。

但是困兽犹斗，日军不会束手待毙，要进行垂死挣扎，向南进攻，打通南方的通道，控制中国大陆交通运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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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可以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为打持久战做准备；二来可以为被盟军封锁分割的南洋日军提供援助；三则可以避免盟军利用中国空军基地向日本发动空袭。

对日军来说，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作战，日军自己也称之为“起死回生之战”，是被逼到悬崖边之后的求生一搏，必定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

所以在这次会战中，侵华日军主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等几乎全部出动，包括日军的杀手锏第三坦克师团。

当时日本在华日军主力“支那派遣军”一共有25个师团，此次战役日军投入了18个师团；日军投入的兵力多达40万，加上后勤人员多达70万，投入兵力规模为中国战场之最，甚至超过了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为明治维新以来所独有。

而且当时中日两军战斗力的差距巨大，武器装备也不在一个水平。

根据抗战期间两国军队的较量史，国军要想打成平手，兵力至少应该是日军的6倍以上。

日军既然投入40万兵力，国军想要取胜的话，至少需要250万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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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不过500万，受各种因素限制，根本无法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会战。

事实上，国军在此次会战中投入的兵力只有将近200万，是日军的5倍左右。

因此，仅仅从兵力对比上来说，这就是“敌强我弱”的会战，胜算不大。

但是中国军队打不过可以，怎么也不该败得那么惨，败了也要赢得对手尊重。

可事实上中国军队在此战中的表现，确实没有亮点；不但没有赢得日军尊重，也被盟军低看。为什么会是这样？

国军高层轻敌，战略出现误判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太平洋战场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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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高层看来，日军已经陷入困境，战败已经是时间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应该反攻的应该是国军。

除了轻敌，情报工作不到位，出现战略误判也是导致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日方在1944年1月底就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开始调兵遣将为此做准备，国军高层全然不知。

为了保证效果，日军开始施放烟幕，迷惑国民政府。

他们在各种场合表示，日军的军事行动重点在美国在华航空基地，还让重庆方面相信，日军可能会实施早已制定很久的进攻重庆的“五号作战”计划。

日军的一系列行为，麻痹了国民党高层，没有进行积极备战。

当然，蒋介石对日军的行动，也并非毫无察觉。

1944年3月，日军在实施一号作战计划之前，蒋介石就判断日军会有所行动，因为其长江运输遭到美空军的袭扰，无法持续；在此情况下，日军将不得开辟平汉路。

于是，国民党方面未雨绸缪，制定了“平汉线作战计划”以应对。

但日军的战略目标超乎预料，除了打通平汉路，还包括攻占河南、湖南、广西三省的战略要地。

国民党原来制定的“平汉线作战计划”，显然无法应对日军攻势。

对于日军兵力集结，以及进攻态势，国军决策层一无所知，毫无防备，出现了战略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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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春天，尽管蒋介石在衡山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但议题只是军队换防和换装，以及局部反攻，根本没有进行全面备战。

高层既没有知彼知己，也没有做到有备无患，将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对于会战的失败，高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对此毫不讳言，做了深刻检讨：

“河南战事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以我们第一战区的兵力，是足够应战的。不料敌人到了郑州之后，发现他还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参加作战……”。

国军派系林立，不能同心协力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各省军阀拥兵自重，作战时首先考虑的是保存实力；而蒋介石对于杂牌军也百般地方，想方设法进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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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杂牌军在战斗中对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是阳奉阴违，推诿扯皮。

比如广西战场既有中央军、也有粤军和桂军，然而桂军只听白崇禧指挥，不服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挥。

即使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比如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汤恩伯）也是明争暗斗，相互拆台矛盾重重，在战场上无法相互协调，甚至隔岸观火、见死不救。

在河南进行的“豫中会战”，国军兵力是日军的4倍，但是由于蒋汤不团结，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失地千里，38座城池被敌攻陷，损兵20多万。

“长衡会战”中，方先觉的第10军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但薛越却不去救援身陷重围困的他们，方先觉连连发出求援电报给，薛岳却把部队调到湘东去了。

原来在常德会战时，薛岳越级指挥第10军第190师，导致第10军损失惨重，方曾经策马前去找薛岳算账，两人结下梁子。

因此，在第10军身陷绝境的时候，不仅薛岳，第62、第46、第79、第74军都没有拼死相救，看着他们全军覆没。

在广西进行的“桂柳会战”同样存在这种亲痛仇快的现象，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可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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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以第二十六军不执行命令擅自撤退为例，痛陈中国军队“颓风所播，战意潜销”，而将领们“疆界太严，风气太坏”。

“查此次桂柳会战，以职指挥无方，日蹙百里，实属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至各将领中忠勤尽职者，固不乏人，而昧于大势，规避战争者，亦不鲜其例。”最新高清电视剧，美剧，港剧，韩剧

大敌当前，各部勾心斗角，不能令行禁止，协调行动；这样的军队要是能打胜仗就出怪了。

为了内战考虑，不愿全力以赴
由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国军高层普遍抱着观望心理，坐等日军灭亡，不愿意打恶仗，不希望付出代价。

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寇为何能把国民党打的全面崩溃？
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保存实力，为抗战胜利后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做准备，

在会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西北王胡宗南。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装备精良，清一色的美械，在国军中战斗力一流。

但是蒋介石为了防范陕甘宁边区，没有让胡宗南全力以赴去中原救急。

因为没有生力军的投入，河南、湖南和广西的战场得不到援助，只能以原有的兵力作战，加剧了国军的溃败。

豫湘桂战役的惨败，让全世界对国民党军队“刮目相看”，美国政府更是对他们的表现大失所望。

虽然国军准备不如日军，但是在日军失去制空权、美国空军全力助战情况下，依旧败得一塌糊涂，确实不该。

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不仅是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也是政治腐败的必然，为国民党内战失败埋下伏笔。

战役的惨败，也导致了一个恶果，那就是《雅尔塔协议》签订的时候，三巨头将中国排除在外，无视中国主权，作出了苏军出兵东北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