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大一干部求婚失败枪杀女朋友,毛主席忍痛下令:判死刑
1937年10月,此时国共刚刚进行第二次合作,日寇大举侵华,全国上下都在积极抵抗敌人的侵略,但在共产党的首府延安,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抗大的干部黄克功,枪杀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茜。
当时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纷纷前往此地,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国民党也利用此事大做文章。
黄克功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红军年轻将领,也是毛主席的爱将,事件发生后,黄克功给毛主席写信,希望他能看在过去功绩的份上,网开一面,留他一命。
那么,受党教育多年的黄克功,为何会枪杀女学生刘茜?
1937年,抗大一干部求婚失败枪杀女朋友,毛主席忍痛下令:判死刑
本文今天就聊聊,1937年震惊全国的“黄克功案”。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生于1911年。
江西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是一个著名地方,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发生在江西。
南昌起义爆发后,已16岁的黄克功略有耳闻,但此时的他对“革命”“共产党”的还不是十分地了解。
毛主席率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后,革命思想很快传到南康,在党组织的宣传下,黄克功对“革命”“共产党”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热血沸腾,坚定地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穷苦百姓。
深思熟虑后,他跟父母说:“爹、娘,我也要参加革命,为穷苦百姓打天下!”
黄克功的父母也发现,这支队伍的确与众不同,且儿子也已长大,应该要去闯闯。
第二天,黄克功早早就起床,告别父母,与同村的几个青年一道,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武装,就此开启革命生涯。
1937年,抗大一干部求婚失败枪杀女朋友,毛主席忍痛下令:判死刑
经过短暂的新兵训练后,黄克功就成为工农革命军的正式一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参与了井冈山斗争,这是一段“加分”的履历,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中,有不少都没有这段经历。
在此后的时间里,黄克功始终追随毛主席,参与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他也从一个普通的战士,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
尤其是在红军长征路上的渡赤水河以及娄山关战斗中,黄克功身先士卒,立下了大功,红军到达陕北后,就担任了红四师的团政委。
为培养高水平的红军干部,毛主席在193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创办一所红军的“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人才。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短短10天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正式成立。
从这时开始,一批又一批的红军干部被选派到这里深造,黄克功也是其中的一个。
因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又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干部,抗大很需要留下一批这样的干部参加学校的工作,在征得领导同意后,黄克功担任二期15队的队长,以黄克功的资历,在1955年大授衔时,也可能也会是开国将军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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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他枪杀的刘茜,也是一个思想很坚定的进步青年。
她是山西定襄人,原名董秋月,父亲是当地的富豪,虽然家境优越,但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父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让她的哥哥以及弟弟去上学。
董秋月的表姨妈刘映荷是一个留学日本的女青年,她坚定地认为“男女要平等”,女性也要接受教育,见董秋月的父亲封建思想如此严重,便带着刘茜去上了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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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太原读中学期间,刘茜接触到进步思想,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是民先以及牺盟会的成员之一。董秋月能踏上革命之路,表姨妈刘映荷起到关键的作用,为感念表姨妈,董秋月改名“刘茜”,“茜草”可以制成红色的染料,也代表着刘茜参加红色革命的决心。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茜和其他同学一道,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被编入黄克功担任队长的抗大15队。
当时延安男多女少,来到这里的女青年,掌握着“主动权”,有更多的择偶选择。而这其中,年青有为的师团级将领,一直是女性崇拜的对象,黄克功就是这种类型,且也满足军官的结婚条件“258团”,即年龄25岁,党龄8年,团职干部。
1937年,抗大一干部求婚失败枪杀女朋友,毛主席忍痛下令:判死刑
黄克功身为从井冈山走出的团级干部,又经历过万里长征,因此学员们一有空就拉着他讲长征时的故事;而黄克功也不吝啬,只要有时间就给大家讲,刘茜每次都全神贯注地听,同时也更加崇拜黄克功这样的人物。
而刘茜,是15队中表现得最好的学员之一,多次主动要求上前线杀敌,这一切,让黄克功对其印象很深,在不断接触中,两人开始有了书信往来,初步确认了关系。
但在不断地交往中,刘茜发现黄克功虽然是年青有为的高级干部,但两人之间各方面的差距较大,逐步暴露了一些问题,开始觉得与黄克功不怎么合适。比如黄克功经常把“老子们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挂在嘴边,刘茜就很不适应…..
不久后,党中央为适应抗日前线的需要,在延安创建了与抗大齐名的陕北公学,培养符合大环境需求的军政干部。
根据命令,黄克功所在的抗大15队并入陕北公学,但身为队长的黄克功并没有一同前往陕北公学,而是调任抗大三队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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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抗大,一个在陕北公学,虽然都在延安,但两人的接触自然无法像之前那么频繁,加上刘茜性格外向以及工作的原因,与其他男性接触得比较多,这使得黄克功醋意大起,一度认为刘茜在陕北公学已有了新欢。
在回到宿舍后,黄克功给刘茜写了一封信,要求立即与其结婚;刘茜对黄克功的举动很意外,因为她现在根本不想结婚,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黄克功深陷这段感情之中,无法自拔,三番五次给刘茜写信。
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刘茜越来越反感,最后写信,要与黄克功彻底结束关系。
从现存在档案馆中刘茜写给黄克功的信,足可见刘茜当时的态度:
克功∶
我不知怎样的答复,事情会这般地简单吗? 两个陌生的人,什么话未曾谈,而谈到神圣的’爱’!会有这种事吗?两个人曾了解对方吗?但事情是实际的,不管我多少疑问,在发生了!
朋友,我竟这般的称呼着,的确,这称呼是对的,已经是朋友了。谈到爱,我有点不信,我也有点不敢。我不会失望于你的,就是(让)我们做一个革命中的朋友好了!何苦执意的去谈一个字。目前重重的重担,都等着我们去担负,工作是要怎样的紧张呢? 时间却是短的———你了解我这句话吗?朋友!我们做一个好友而已,这不致使你太失望了吧!原谅这幼稚十足的小朋友!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
我们做个好朋友好了,朋友之间不必非有爱的,有革命连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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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信后,黄克功犹如五雷轰顶,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他决定到去找刘茜谈谈心。
这一天,黄克功从抽屉中拿出平时携带的勃朗宁手枪,在检查了子弹后,放进了口袋里,向陕北公学的方向走去。
在快到学校门口时,刚好看到刘茜跟着几个同学在散步,大家见到老队长,都客气地说:“队长好!”
“同学们大家好”黄克功在说完后,就对冷冷站在一旁的刘茜说道:“我们一起去走走好吗?”
同学们都知道黄克功在与刘茜“谈恋爱”,看到他在“约”刘茜,都“识趣”地走了,留下黄克功和刘茜。
两人来到了延河边散步,在交谈了几句后,黄克功再次“逼婚”,双方僵持了很久,这期间口角不断,黄克功逐渐失去了理智,一怒之下拔出腰间手枪,对着刘茜说:“你答不答应?”
黄克功试图让刘茜“屈服”在自己的枪口之下,但这一切却让刘茜的心彻底凉了,没想到黄克功会是这样一个人。
刘茜也气在头上,举起手往黄克功脸上打了一个巴掌,这更加激怒已失去理智的黄克功,随着“砰,砰”两声枪响,刘茜倒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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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死刘茜之后,黄克功回到了宿舍,在恢复理智后,才发现自己闯下大祸;但同时也侥幸地认为,事发夜晚,周围又没有人,又是在河边,不会查到他头上。
黄克功回来后,换下衣服让勤务员洗,勤务员也很纳闷,黄队长晚上刚换过衣服,现在怎么又换?
在整理衣服的时候,勤务员发现了异常,衣服怎么会有血迹?黄队长晚上到底出去做了什么?第二天,在给黄克功擦枪时,还发现手枪有发射过的痕迹,这两者是不是有关联?
第二天早上,刘茜同宿舍的同学,见她一夜未归便出去寻找;恰逢这时,有人在延河边上发现了刘茜的尸体,并报告给学校。
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在延河边上被杀?这件事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是死于特务之手还是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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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茜发现的黄克功照片以及案发现场附近的手枪弹壳、同学反映昨晚是黄克功约刘茜出去的信息分析,认为黄克功有作案嫌疑,由于黄克功是属于抗大的人员,便由保卫部上报给主持抗大工作的罗瑞卿。
起初黄克功否认刘茜的死跟他有关。但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政治觉悟很高的黄克功勤务员提供了两个线索:
一:在给黄克功洗衣服时发现衣服上血迹。
二:擦枪时发现有刚发射过的痕迹。
紧接着,保卫人员拿着刚从案发现场捡到的弹壳与黄克功配枪的子弹一对比,果然一样。
见实在瞒不过,黄克功才承认是“枪走火”意外杀害了刘茜。
最后,保卫人员再次来到案发现场,希望能找到新的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同志又发现了一个手枪子弹壳,经过技术对比,两个弹壳都是出自同一支手枪,在众多证据面前,黄克功承认了是他故意杀害刘茜的事实:“是我打死的,因为原来我们都讲好要结婚了,她又变心不干了,我一气就开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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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已经查清,但如何处置黄克功,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是杀人偿命,第二种黄克功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可以从宽处理,让其戴罪立功,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最后要怎么办?
最后,毛主席将案件移交给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庭的庭长雷经天,主持审理。
雷经天和黄克功一样,都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边区高等法院成立后,雷经天调任审判庭的庭长。在上任之后,创建和完善了一系列的司法制度,在处理疑难案件上,雷经天有一套不错的办法,被百姓称为“活包公”。
对于这个案件,雷经天为黄克功感到惋惜,因为他知道,能活着走完长征路不容易。
与雷经天感到惋惜的,还有黄克功的老首长毛主席,这位跟他从井冈山走下来,经历过历次反“围剿”、走完万里长征的老部下,却因为爱情犯下如此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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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毛主席亲自到罗瑞卿的办公室询问案情。
罗瑞卿与黄克功很早就相识了,在抗大期间一直就非常器重这位老红军,因为他的确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罗瑞卿对毛主席说:“黄克功敢随便开枪杀人,很大原因是居功自傲,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们不严办,岂不是我们也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无论是谁,都要遵守法律,过去的功绩地位,都不能成为法律制裁的绊脚石……”
而黄克功也自恃劳苦功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毛主席能高抬贵手。
这封信,让毛主席陷入了深思;考虑到国共刚开始合作抗日,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如今发生这样的事,如不谨慎处理,将会给共产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恰逢此时,有几位外国的记者正在延安采访,他们发现这里虽然比较穷,但官兵平等,军民一家亲,百姓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与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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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黄克功”案。
国民党也利用这个机会,第一时间在国内的各大报纸上刊登“黄克功案”,称陕甘边区“蹂躏人权”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看到这些新闻后,在前往延安的半路上打道回府。
最后,毛主席亲自召开了处理黄克功的会议;认为黄克功案影响极其恶劣,如不杀难以平息社会上的谣言。
1937年11月10日,边区政府在陕北公学操场召开了千人公审大会,审判长雷经天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
正在这时,会场外一位战士骑着马大喊:“信,毛主席的信….”
黄克功在听到这句话后,也停下了脚步,转头看向主席台,因为毛主席终于回他的信了,这封信有可能会“救他一命”。
毛主席在信中明确要求公开宣读: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战士,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听完后,黄克功深知自己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谁也救不了他,只能自己承担。
黄克功继续被押往刑场,随后两声枪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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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四年后,延安发生了“肖玉璧案”。
肖玉璧是一个立下大功的老红军,在生病时毛主席曾先后两次去看望,还将自己的半斤牛奶给他喝。
在伤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无法承担太繁重的工作,便安排其回家担任税务分局的局长,肖玉璧嫌弃这是“大材小用”,去找毛主席求情,在遭到拒绝后,硬着头皮上任。
最后,肖玉璧迅速腐化堕落,在陕甘宁最困难的时期贪污了3000多块的大洋。
在被判死刑后,也是写信向毛主席求情,最后毛主席指示:像黄克功案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这些事件表明,共产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靠的是严明纪律,法纪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