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甲申年北洋水师到底是什么实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无所作为”的北洋水师
光绪甲申年，也就是1884-1885年，大清帝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了争夺越南而爆发了一场军事冲突。双方的陆军先是在越南境内大打出手，但是随着冲突扩大和升级，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成了战场，双方的海军力量也不可避免的陷进了冲突的漩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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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缯船之类的旧式战船在十九世纪晚期早就形同古董
此时的清政府名下的海上力量可谓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既有近代西式舰队、又有旧式水师，但旧式的绿营水师的“赶缯船”、“花屁股”之流面对列强的蒸汽军舰已经完全成了不中看又不中用的古董家什，能与列强稍争长短的唯有用在洋务运动兴起后通过外购和自建渠道获得的西式蒸汽军舰装备起来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船政水师这三支近代意义上的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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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方针的恭亲王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将之占据，清兵以仅有之战船赴台将之驱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的紧急机宜，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近代意义上的海军。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桢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清政府于是决定每年拨出四百万两作为经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款项只为每年一百万两），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祯认为“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清政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北洋水师负责守卫京师，遂采纳沈葆祯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决定了优先建设北洋水师，北洋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大清海军分为三洋：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福建船政水师负责福建、南海。其中，最受重视、最贴近西式海军制度的莫过于李鸿章一手主持创建的北洋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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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创办起北洋水师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正是因为北洋水师最受朝廷重视，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吞”了全年的国家海防预算，因此自然这支部队被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一旦国家海疆起了事端，自然希望北洋水师能有所作为，但是让许多人感到失望的是：在中法冲突中，北洋水师的表现从表相上看实在是差强人意，甚至可以用“糟糕”二字来形容。
从表面上看，自中国东南沿海局势日趋紧张之时，北洋水师虽然早早就进入了戒备状态，且清廷也下了向福建沿海派遣增援军舰的旨意。但是李鸿章的表现似乎磨磨蹭蹭，一直到孤拔舰队攻击马尾、福建船政水师全军覆灭后也只派出了“超勇”和“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而已，却又在上海磨磨蹭蹭、犹豫不敢再南下。直到最后更是以朝鲜甲申事变为由将“超”、“扬”二舰中途调回，导致北洋水师援助东南沿海的行动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没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独木难支。最终，“澄庆”号炮舰、“驭远”号巡洋舰被孤拔舰队堵在石浦港最终战沉；“开济”号、“南琛”号、“南瑞”号巡洋舰被困在镇海港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有所行动，援台行动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台湾的数千守军陷入绝境。若非《中法新约》签订，双方解除了战争态势，台湾守军必然被孤拔围困致死。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李鸿章在这个危机的节骨眼上把北洋水师抽调北上，既达到“避战保船、置身事外”的消极目的，又能堵住舆论的嘴巴，免受指责，当真是阴险毒辣。
更有甚者，有些持“因果报应”之徒甚至联想到甲午战争时期北洋海军孤立无援也是因为北洋水师在中法战争期间“见死不救”的报应。谁让你在甲申年见死不救的？活该你在甲午年没人肯帮你，活该你被人家灭掉。
可是不论是“阴谋论”还是“因果报应”，终究还是需要证据的支持，表象说明不了问题，历史从来不是光看表现就能下结论的，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使得北洋水师在中法战争时期给时人“无甚作为”的印象吧。
缺船少将的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为何在中法战争期间无甚作为，究其原因条目再多，归结起来无非两个根源：一个是态度问题，根本就不想掺和；另一个就是能力问题，实在没有掺和的资本。那么，1884年时候的北洋水师到底属于哪一类呢？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1884年的时候北洋水师都有些什么家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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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北洋水师的主力是伦道尔炮艇
自1875年李鸿章领命创建北洋水师起至1884年中法冲突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北洋水师主要购入的军舰是用于守卫海口的“伦道尔”炮艇，至1884年的时候总共装备了“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中”、“镇边”六艘（其中纳入北洋水师编制的只有前四艘，后两艘炮艇因为是山东省出资购买，所以它们的编制钱粮关系在山东省），又陆续通过调拨机制从福建船政局得到了小型炮舰“湄云”号和“镇海”号，大型炮舰“威远”号，大型运输舰“海镜”号和“泰安”号。这些军舰要么属于守口性质、不具备出海作战能力的“水炮台”，要么属于体量小、作战能力弱的小型炮舰，要么干脆就是没有武装的运输船。可以拿得上台面的、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除了大型炮舰“威远”号（与在石浦之战中战沉的“澄庆”号属同一级别）外，就只剩下两艘从英国购入的撞击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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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队航行的超勇舰和扬威舰，本厂长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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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纽卡斯尔泰恩河上的超勇号
就这些兵力，却要负责黄海和渤海的防御显然是捉襟见肘的，所以在1882年朝鲜武卫、壮御二营士兵因积欠军饷粮米外加对日本教官训练之别技营的不满而爆发“壬午事变”的时候，极度缺乏舰艇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只好请求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此时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正在原籍守制）商借军舰，最后从南洋水师抽调了大型炮舰“登瀛洲”号，又从轮船招商局抽调了数艘商船，加上原有的力量方才凑足了去朝鲜干涉的舰队阵容。可见在这个时候，北洋水师的阵容可以用“寒酸”来形容，对内无法完全维护北洋海疆之安定，对外也无法独立面对防区内的属国动乱，朝鲜有事还需要南洋水师抽调军舰北上援助方能成行，与1888年成军的那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大清帝国北洋海军”相比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距。中法局势紧张的1883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德里固在上海谈判期间，当时北洋水师仅有的两艘精锐主力“超勇”号和“扬威”号以“维护保养”为名调至上海停泊，希望用其装备的四门威力巨大的254毫米巨炮给“论势不伦理”的法国人一个震慑。如果北洋水师真的想置身事外，压根就不会动用这两艘仅有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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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勇级巡洋舰的254毫米主炮
至于日后成为成军后的北洋海军主力：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还停泊在德国伏尔铿的舾装码头上，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德国政府根据中立原则以“局外中立”为名扣留了这两艘中国订购的铁甲舰，使这两艘威力巨大的军舰无法回国；穹甲巡洋舰“济远”号还在紧张的施工建造中，至于日后北洋海军巡洋舰队的主力“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和“来远”号则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痛定思痛的产物了。因此，笔者得出了第一个结论：缺船少将的北洋水师在中法冲突期间的行动是受到制约的，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达不到，实在是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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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期间滞留在德国的定远舰
相比“缺兵少将”的北洋水师，拥有“开济”号、“南琛”号、“南瑞”号、“驭远”号巡洋舰、“超武”号、“澄庆”号、“威靖”号、“测海”号等一众炮舰的南洋水师倒是军容齐整，阵容堂堂，而且从距离来看，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的南洋水师距离福建似乎比北洋水师更近一些，可为什么实力远比北洋水师雄厚的南洋水师对救援福建和台湾也不那么积极呢？
暧昧的旨意
1884年马江局势已经剑拔弩张，7月14日就已经有法国军舰开进了马江，身为闽浙总督的何璟与福建海防会办的张佩纶商议之后，一面让船政大臣何如璋将分散在外的福建船政水师军舰，一面向朝廷请求派舰队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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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时期的船政大臣何如璋
法欲于东南孤悬僻岛任意肆扰，闽为孤拔所牵制；南、北敛船分守，沿海可虑。我船不互援，是守局、非战局；彼船可四扰，是海寇、非流寇。守孤吃亏，扰久生乱；恳饬内外臣工谋万全！如决战，宜令南、北洋援船来闽夹攻，使台大捷；庶彼船不能肆扰（闽督何璟等致枢垣法如决裂请令南北洋各船来闽夹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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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期间会办福建海防事务的钦差大臣张佩纶
清政府接受了张佩纶的请求，向南、北洋大臣发去了电旨，要求他们派军舰南下救援福建。
李鸿章对此的反应是：“以现有兵轮较法人铁甲大船相去甚远，尾蹑无济，且津门要地，防守更不敢稍疏”；曾国荃的反应是：“兵轮不敷守口，实难分拨”。这明摆着就是见死不救的样子，难怪张佩纶得讯后大骂沿海各省的督抚中除了张之洞外没有一个是有良心的（张之洞将船政调拨到广东的大型炮舰“济安”号和“飞云”号调回了福建）。乍一看，晚清的地方督抚势力真是尾大不掉，嚣张得够可以，连朝廷的谕令都可以当作耳旁风不执行，岂不是要造反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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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时期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其实，实在不能怪李鸿章和曾国荃铁了心要见死不救，实在是军机处给他们的谕令口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让我们来看看这道发给沿海督抚救援福建的谕令是怎么说的吧。
“现在该省尚无紧信，如果法逞强开衅，李鸿章、曾国荃如能拨船缀法舰牵制，使其不敢深入，即著临时设法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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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时期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
谕令全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福建省现在局势还没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法国硬要开战的话，李鸿章和曾国荃手里如果有富余的舰船可用，就该想办法尽量去救援。这简直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既然是商量的口气，那么李鸿章和曾国荃当然是可以听又可以不听的了。
马江内的对峙一直持续到1884年的8月中旬，局势愈发吃紧，中法谈判又陷入僵局，时任法国驻华公使的谢满禄将最后通牒递交给了总理衙门，威胁8月20日再无答复就立即开战。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的张佩纶再次向中枢发出言辞更加急切的求援电：
谢（满禄）议不成，法必以全船扰闽。英、美调停，无非袒法。和则彼全体面、我失体面，战则众寡不敌。沪无法船，请严旨速拨五、六快船来闽助势；使力足相抵，和战方有结局。若再延宕，误闽即误大局（何如璋张佩纶等致枢垣谢议不成法必扰闽请拨快船电）。
既然求救电文急切，那么中枢这次的语气就不是商量着办了，而是命令，必须的办，马上就得办！
奉旨：迭据何如璋、张佩纶电称“请饬拨五、六船速到闽，方可阻法战；如仍延宕，误闽即误大局”等语。法舰集闽口，被阻于台，难保不求逞于闽；增船诚为要着。南、北洋现无急警，且法尚愿商议；拨船谅不至被抢。李鸿章、曾国荃各拨兵船二只，克日抵闽；大局所关甚巨，勿分畛域、毋存成见。法如蠢动，何如璋、张佩纶当竭力战守，不准以待船藉词诿卸。严旨一下，北洋南洋立刻进入紧张的动员。
由此可见，如果下的是严旨，不管是北洋还是南洋都没有抗旨的道理，之所以之前一个月没怎么把福建当回事，也实在是怪之前的那道谕令实在是“不给力”。
谁在“磨洋工”？
面对严旨，实在没有推诿的余地，可是还没等北洋和南洋的援闽军舰开始动员，孤拔早就带着他的舰队把马江翻了个底朝天，福建船政水师已经化为江水上漂浮的片片浮木，就连还在船台上建造的炮舰“横海”号也被法国人的炮弹打成了筛子，援助对象瞬间没有了，那只有接着等待下一拨援助对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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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拔在消灭船政水师后紧接着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企图把台湾当作“地质”，逼迫清政府履行之前签订的《天津条约》。枯守台湾的刘铭传向清廷求救，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也向朝廷要求应即刻派海军力量增援台湾，确保台湾海峡运输线的畅通。于是在1884年11月2日，清廷正式下旨，要求北洋和南洋水师尽快在上海集合，然后“赴闽援助”。
11月13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上表，表示将从北洋水师中抽出“超勇”和“扬威”两艘巡洋舰组成援台舰队、由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德国退役海军少校士百龄统带南下，11月16日，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接到朝廷谕令，意思是李鸿章已经把军舰派出来了，要求南洋水师即刻挑选干练的军舰，等北洋水师的两条军舰抵达后即刻南下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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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水师巡洋舰“开济”号
虽然曾国荃很快就从南洋水师中挑出了“开济”、“南琛”、“南瑞”三艘主力巡洋舰，以及炮舰“澄庆”、“威靖”（后因为体量太小而改为块头较大的巡洋舰“驭远”），凑齐了南洋水师援台舰队的班底，并委派湘军水师出身、时任总理南洋轮船营务处总兵的吴安康为援台舰队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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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水师“驭远”号巡洋舰
但是当士百龄随北洋水师二舰于11月20日抵达上海后发现：南洋水师虽然军舰数量较多，但是整支部队从体制上仍旧属于绿营水师，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是换装了西式蒸汽军舰的绿营水师罢了。基本就是以各船为单位各自为战（按照编制一条军舰编为一营），完全没有舰队编组、协同作战的概念。这些都让他目瞪口呆，这种德行南下去面对久经沙场的法国远东舰队，那简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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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水师“南琛”号巡洋舰
因此在他的建议下：南洋水师的军舰针对马江海战的教训进行了紧急改装，例如将桅杆中部的平台用钢板围起一圈，形成一个临时的战斗桅盘，里面装上了1门哈奇开斯机关炮，用来防范杆雷/鱼雷艇的袭击（为此，李鸿章还十分慷慨的把为“定远”、“镇远”舰准备的12门机关炮全数贡献出来，装上援台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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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奇开斯37毫米五管机关炮，威海定远纪念舰
在对军舰进行技术层面的改装同时，士百龄还试图在不长的时间内对近代海战战术懵懂无知的援台军舰进行速成训练。“或有训练未精、见识未到之处，即嘱百龄随事帮同教练指示”，“吴安康转述式百龄之语，出洋鏖战，进止迟速分合，皆有一定机宜，旗语各不相同，号令宜归画一，必须七船在江合操数次，互相练习，俾各船兵勇咸知旗语，最为紧要。”
从南洋水师在日后援台行动的表现来看，其本身对于救援台湾也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因为南洋水师的舰长们面对近代海战懵懂无知的现状以及孤拔在马江过于“生猛”的表现使得援台在南洋水师众将面前视为畏途，既然有“速成班”的借口，那倒不如借着“速成班”的由头磨磨洋工，能磨一天是一天吧。
这一折腾，因为南洋水师“近代海战战术速成学习班”的耽搁，一直耽搁到了1884年12月，就在这个月的第四天，中国东北部的藩属国朝鲜也出事了。
如果不是南洋水师的“磨洋工”，舰队能够及时起锚造成既成事实的话，或许有把北洋水师二舰留在援台舰队内的可能。可是南洋水师自己的磨蹭导致了北洋二舰北返的机缘出现。
孰轻孰重？
1884年12月4日，朝鲜汉城为庆祝电报局落成举行宴会，以金玉均为首的亲日开化党人在暗杀的枪声中开始了政变行动，矛头直指以闵妃（韩国人甚为推崇的明成皇后）为首的骊兴闵氏外戚统治集团。随即在日本军队支援下攻入王宫，宣布成立亲日政府。第二天，朝鲜汉城爆发了民众冲击日本使馆的反日活动。12月6日，中国驻朝军队攻入朝鲜王宫，四处搜捕开化党人，日本公使出逃，时称“甲申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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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开化党”份子
事变爆发后，日本方面磨刀霍霍，企图借此事件染指朝鲜，李鸿章深感事态严重，立刻在12月10日紧急上奏朝廷，要求派军舰“东驶朝鲜，援应弹压。以敌法船不足，以遏日谋尚足壮声势”。相比阴晴不定的东南沿海，朝鲜显然要离京畿近了不少，迫切性一下子就凸显出来，北洋水师身负防卫京畿之重任，派兵朝鲜显然是北洋水师份内之事。此时此刻，中枢必须要在援助台湾和镇抚三韩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最后，拿捏不定的清政府决定一碗水端平。经过讨论，12月15日清廷下旨：“李仍将北洋两快船调回，俟船到即饬丁汝昌酌带队伍驶行。南洋援闽五船，着电知曾仍遵前旨办理”。12月16日，在上海完成维护的两艘北洋军舰起锚北返，士百龄也随队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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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高宗王后——闵妃，未来的“明成皇后”
这就是阴谋论者们咬牙切齿的结果，什么李鸿章畏敌如虎、贪生怕死，不敢与法国人开战之类的调子充斥在不少海军史的著作中。但是站在李鸿章和北洋的角度来看，明显存在着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由于清政府当初在规划海防的时候人为的把海防分为“三洋”来建设，北洋的身上肩负着其它两洋海军所没有的“京畿卫戍”的重任，这可是头等大事，要知道朝鲜可是濒临黄海，日本若此时插手，其军舰旦夕就能出现在渤海湾口，没有“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单单依靠“六镇”炮舰再加上“威远”号是决计不能确保平安的。渤海湾这个区域对于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清政府而言可是有切肤之痛的教训。所以这就要求北洋水师要力保京畿要地不至震动。说得露骨一点，即便是东南沿海打翻了天，只要京畿平安无事，北洋水师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可是如今为了援助台湾而把北洋水师仅有的能拿上台面的家伙事抽走了，在这个当口上如果有外国军舰出现在渤海湾甚至大沽口打一圈酱油，这个责任由谁来负？中枢自然不会负这个责任，曾国荃更没有好心来背这个黑锅，到头来还得李鸿章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更何况孤拔的计划中还有率领舰队北上，攻击旅顺、威海的方案选项。试想，如果法国远东舰队的一支分舰队出现在黄海，中国方面通过海路向朝鲜运兵的行动必然严重受阻，清政府的必然面临南北两头受制的被动局面。这种局面，恐怕朝廷里的大人们再昏庸，也不会希望看见，更别说头脑比他们清醒得多的李鸿章。所以，“超勇”号和“扬威”号这两艘北洋水师仅有的精锐力量被调回去了。台湾不归他李鸿章管，台湾就是丢了，“卖国贼”的帽子也扣不到他的头上；可是京畿有事，惊了圣驾，那言官的弹劾奏章必定如雪片，那掉的可是他李鸿章的脑袋。所以于公于私，北洋水师必须北返，那么北洋水师在中法战争期间无甚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结语
对于甲申年内北洋水师的“无所作为”，并不是他们的无能，也绝非他们的怯懦，实在是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前，分身乏术、力不从心在后，最后只得丢卒保帅，出于感情也许不能被接受，但是从道理上来看却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