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福州军区三个战士驾船叛逃,周恩来下令打下来,结果如何

1966年,福州军区三个战士驾船叛逃,周恩来下令打下来,结果如何

1966年1月8日夜,此时大家基本上都会在睡梦之中,但在台海前线的福州军区机关,却是灯火通明,军区副司令皮定均一边听着一份又一份的汇报,一边在地图上研究,大家的精神都高度紧张。

因为在刚刚不久,隶属于福州军区的守备七师发生了一件大事:所辖船运大队F131登陆艇的战士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在杀害了艇上的其他7名战友之后,驾驶着这艘船急速驶向国民党当局实际控制的马祖岛,成为了叛徒。

负责值班的军区领导马上就发现了异常,并上报给中央军委,时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给福州军区下令:在叛徒去台湾的中途将其打掉。

那么,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三位战士为何要叛逃呢?最后有没有被解放军消灭?

1966年,福州军区三个战士驾船叛逃,周恩来下令打下来,结果如何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两岸的关系十分紧张,在台湾的蒋介石一直叫嚣着“反攻大陆”,而解放军也在做解放台湾的准备,双方剑拔弩张。

但在这关键时刻,突然爆发了朝鲜战争,见韩国“危在旦夕”,美国与其他几个国家组成联军,介入到朝鲜战争中,以最快的速度扭转了战局,战火烧到了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为保护蒋介石这位盟友,驶入了台湾海峡,使得海军力量薄弱的解放军,加大了渡海难度;且随着中央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全国上下的重心也都放到了朝鲜,暂时搁置了解放台湾的计划。

1954年,朝鲜的局面已定,以三八线为界,北为朝鲜,南为韩国;在东南地区的越南,也被分为北越和南越。

这年夏天,毛主席来到北戴河办公,望着一望无际的海洋,说道:台湾,我们还没有解放台湾…..

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文章,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两个朝鲜”“两个越南”已经出现,决不允许在中国出现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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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这篇文章更重要的还是表明了新中国的态度,因为当时以新中国的条件,要解放台湾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彭德怀元帅在北戴河与毛主席以及众将领讨论时就说过:解放台湾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适得其反。

同年9月,解放军炮击了金门,这瞬间引起台湾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慌;12月,美国就和台湾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份条约,表面上是要帮助蒋介石“防御”,但其实背后更深层的目的,是要把两岸分开。

蒋介石也深知美国的意图,三番五次地要台湾从金门、马祖等地撤军,将这些地方让给共产党,在美国的“协助”下,全力固守台湾。

这期间,蒋介石也在苦恼,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回绝美国。

就在这时,两岸展现“默契”的一面。毛主席和蒋介石交手了几十年,对他的性格特点很了解,深知蒋介石不愿成为民族的罪人,于是决定“帮”其一把,同时也试探一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底有多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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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23日,随着一声令下,金门对面的解放军炮兵阵地,万炮齐鸣,炮弹如雨水般地落在了金门岛上,驻守在金门岛的三位防卫副司令当场毙命。

但在台湾的蒋介石得到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消息后,却异常地镇静,不慌不忙地说:“好,好,好”。因为这样一来,就有理由不从金门、马祖撤军,而且还能将美国绑在同一条船上,帮助其“反攻”,这是蒋介石最愿意看到的局面。

金门炮战在初期打得比较激烈,不久后就改为“单打双不打”,蒋介石可以利用这一天,往金门运送补给,发展到最后,只打宣传弹,双方默契配合了21年,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从台湾撤军,中央政府宣布停止炮击。

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虽然想要借美国的力量反攻大陆,但也深知自己是炎黄子孙,不愿做分裂中国的罪人。

虽然两岸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一致,但在其他方面依旧是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的情报部门不断地往大陆派遣特务,还专门成立一个叫“台湾之声”的电台,宣传台湾的经济,以及投诚后的“待遇”,试图诱导台海前线的解放军官兵“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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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金门炮战之前,福州军区高炮63师的副师长张清荣中校,就曾利用职务之便偷听敌特电台。想到自己早在抗战时期就参加了八路军,革命了一二十年,但自己能享受到的生活待遇并不好,便在1957年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到海边,乘坐事前偷偷准备好的渔船,逃到了金门。

有了这一次之后,台湾方面就加大力度,“策反”福建前线的官兵。

1959年10月,经中央军委的批准,福建省军区组建了守备7师,但不久后,因形势发展的需要,守备7师划归福州军区指挥。

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三人在参军后,起初表现得都很出色,在新兵训练中,成绩名列前茅,加上都会游泳,上级就将他们调到船运大队的F131登陆艇,其中吴文献担任领航员、吴珍加、吴春富担任轮机兵。

这三人中,吴文献的思想最为活跃,他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张清荣一样,经常在没事的时候偷听敌特的电台;起初他也没有在意,但久而久之,吴文献越来越向往对岸的生活,决定找机会驾着这艘登陆艇投奔国军,到台湾享天伦之乐;由于这艘登陆艇的编制是10人,自己一个人控制不了其他9人,便拉上了同样意志不坚定的吴珍加、吴春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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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8日晚,F131艇接到上级的一项任务:运送一批补给物资到霞浦。

吴文献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从福州到霞浦,要经过马祖海域,根据上级的规定,我军舰艇经过这里时,必须实行无线电静默以及灯火管制;吴文献深知无线电静默后,指挥中心就不能及时发现舰艇的异常,他决定在这时候行动。

当时,只有艇长甘久郎一人在驾船,其余的战士都在船舱里休息;在到达马祖海域之后,吴文献动了动吴珍加、吴春富,暗示准备开始“行动”。

吴文献负责杀害正在驾船的艇长甘久郎。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驾驶舱,因为海浪声很大,甘久郎没有听到脚步声;紧接着,吴文献拿着枪对着甘久郎连开了好几枪,当场毙命。

吴珍加、吴春富听到枪声后,拿起枪对着其余在睡梦中的战士扫射,然后挂上一面大白旗,转弯急速驶向马祖岛。

当时已是1月9日0时,在马祖的国军雷达发现“异常”,一艘船急速地驶向“防区”,值班员马上向上司汇报;起初以为是解放军要偷袭,国军下令派出一艘炮艇、两艘登陆艇以及一支两栖侦察队,紧急向F131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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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祖岸上的轻重武器都对准了F131艇,在国军的舰艇完成对其的包围之后,发现这艘“共军”的舰艇上面挂着白旗(白色床单),国军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前来投诚的解放军

见国军的舰艇包围过来,吴文献将船停在了海上,并打开照明灯。随后国军进一步靠拢,侦察队上了F131艇,看到黑板上写着“起义投诚,望君接应”八个大字,吴文献三人将武器都放在了甲板上,空手走过来对国军说:“我们是来投诚的,请带我们去见你们上级。”

国军见船舱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具尸体,甲板上都是鲜血,判断这三人应该真的是来投诚的,在经上司同意后,引导F131艇进入了军港,并及时上报给“国防部”。

虽然当时已是深夜,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蒋经国得到消息后,立即起床赶往“国防部”大楼,指示要将“投诚义士”送到台湾,为防止夜长梦多,特意调了一架C47运输机到马祖,但由于马祖是一个简易机场,C47在降落的时候出现事故;为修理这架飞机,蒋经国又派了一架PBY型海上巡逻机载着修理工以及工具来到马祖。

起初想要让这三个人乘坐这架飞机到台湾,但由于同行的人太多,PBY飞机坐不下,蒋经国又派了一架HU-16水陆两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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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解放军这边。

福州军区指挥部也发现F131艇,掉头急速驶向马祖,预感到可能是叛逃了,便立即上报给军区首长,不一会儿,军区各部门的领导相继到位,商讨应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办法。

三个战士杀害7人,驾船叛逃,福州军区一时也无法定夺,便及时上报给中央军委。

时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刚刚睡下不久,但因为情况紧急,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其叫醒。

得知福州军区发生驾船叛逃事件,他立即起来驱车赶到中央军委指挥中心。

很快,中央就通过情报网得知国民党当局将在9号将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三人接到台湾。

周总理将这份情报传达给了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认为可以派出战机,待国军接这三人的飞机起飞后,将其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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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是9日清晨,时任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前指主任的曾幼诚,像往常一样,来到指挥所交接工作。

曾幼斌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皮定均的电话,直接向其通报了昨晚发生的叛逃事件。

挂完电话,曾幼斌平复了心情,他认为,蒋介石肯定会派人将这三人接到台湾,如果乘坐轮船的话,那速度比较慢,因此最有可能派飞机来接。如果真的是用飞机来接,可以考虑派出战机,将其击落。

事关重大,曾幼斌将自己的想法上报给皮定均;紧接着,皮定均继续上报给中央军委,周总理在考虑后,同意了这个作战计划,并指示:打掉它!除非做不到。

负责这次作战任务的是航空兵24师,以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两人驾驶的歼5为主,沈学礼、杨才兴驾驶的歼6为辅,同时空军福州基地也出动两架歼-6诱敌。

我们前文说过,蒋经国先后派出C-47运输机、PBY型海上巡逻机、HU-16水陆两用飞机到马祖接这三人到台湾。

空军侦察得知后,马祖岛上有三架飞机,两架在飞机场,一架在海上;曾幼斌等空军领导判断这三人乘坐飞机前往台湾的概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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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会乘坐这三架飞机中的哪一架呢?将在何时起飞?

当时虽然不知道哪架C47飞机已损坏,但考虑到马祖只是一个简易的机场,C47起飞的风险比较大,加上后来又派来一架HU-16飞机,不仅水陆两栖,且可以超低空飞行,比较容易躲过雷达的侦测,因此我军雷达对这架飞机重点监视。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害怕会遭到解放军战机的拦截,因为近在咫尺,解放军空军的飞机起飞后,几分钟就能到达马祖。

为了麻痹解放军空军,国民党方面不仅派出战机护航,还释放出“烟雾弹”,让那架前去修理C47的PBY飞机先起飞,看看解放军的反应。

很快,平潭岛上的雷达传来消息:马祖有飞机起飞。曾幼斌立即下令进入一等战备。

但曾幼斌很快就发现,这架起飞的飞机飞行高度很高,而且飞行的方式十分的“招摇”,这应该不是载着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的飞机,否则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

9日下午15点30分左右,解放军的雷达发现马祖又有一架飞机开始动作,5分钟后,飞机以超低空的姿态起飞,试图躲避我军雷达的跟踪,但即便如此,还是被我军及时算出了速度以及航向。

曾幼斌明白这才是真正的目标,立即下令战机起飞,同样也是超低空飞行,躲过了国民党方面的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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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分左右,李纯光的僚机胡英法发现目标后,故意偏移航线,引诱护航的F-100A战斗机去与担负诱敌任务的歼6缠斗。

根据战前制定的谁先发现,谁开火的原则,李纯光命令:“你上,我掩护”,胡英法来到HU-16的后方开火,第一次攻击距离较远没有打中,他继续加大速度,到500米左右的时候再次开火,这次击中了尾部,但对敌机的损害不大。

因胡英法未击中要害,李纯光迅速接替胡英法的位置,对HU-16进行攻击,这次攻击的距离比较近,直接击中了敌机的左发动机。

因为HU-16没有装备任何防卫的武器,两个发动机被毁坏了一个,只能靠着右发动机艰难地往前飞,速度越来越慢,高度越来越低,明码呼叫台湾:“我们遭到共军飞机的袭击,请支援,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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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掩护它的F-100A已被引诱走,李纯光再次发起攻击,HU-16坠入了大海,机上的所有人员全部死亡。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突如其来的“义士”冲昏了头脑,没有制定预案,给解放军提供一个消灭叛徒的机会。

不久后,福州军区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李纯光、胡英法被记一等功,其余参战有功人员都得到相应的荣誉,而作为叛徒的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刚刚投敌不到48小时就毙命。